分卷閲讀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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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最廣大、人力最雄厚的大國，秦王國不敢輕視它，尤其恐懼楚王國跟東方的另一個強國齊王國聯合。函谷關那場類似兒戲的戰役中，齊王國沒有參加，秦王國宰相張儀對此有深刻印象，他決心使楚齊兩國更加分開。

函谷關戰役後第五年（前三一三年）張儀到楚王國訪問，向楚王華槐建議:“只要貴國跟齊王國斷絕邦，秦王國願把從前佔領你們的商於（陝西丹鳳至河南西峽一帶河谷）六百華里地區歸還。”囗槐，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糊塗蟲之一，十分高興，認為這是天下最便宜的事了，立即宣佈跟齊王國絕，為了表示他態度堅決，還派人到邊界上對齊王國的國王大肆辱罵，然後由使臣隨同張儀到秦王國接收土地。再也想不到，張儀出的只是他自己的封地六華里。使臣吃驚説:“我奉國王之命來此，言明六百華里。”張儀也吃驚説:“你們國王一定聽錯了，秦王國每一寸土地都從血戰中得來，豈能平白送掉六百華里。”囗槐不能忍受這種騙局，命大將屈丐向秦王國進攻，結果大敗，屈丐被俘，漢中地區（陝西南部）三百公里疆土，反而全部喪失。囗槐更氣的發瘋，動員全國兵力，向秦王國作最猛烈的一擊，這一次鋭不可當，一直進攻到距秦王國首都咸陽（陝西咸陽）只四十公里的藍田（陝西藍田）秦王國岌岌可危。可是楚王國錯誤的外政策發生惡果，當秦王國向齊王國求援時，齊兵團立即攻入楚王國本土，韓、魏兩國也分別集結軍隊，準備乘機南下，瓜分楚王國這個肥佬。楚軍不得不忍痛撤退。

秦王贏駟很大方地宣稱不採取任何報復行動，而且仍願繼續和解，並且提議用商於地區（陝西丹鳳至河南西峽）的六百華里，換楚王國黔中地區（貴州）的六百華里。囗槐把張儀恨入骨髓，他回答贏駟説:“我不要換商於，只要換張儀。”贏駟拒絕，但張儀表示他願意換。贏駟説:“囗槐會殺了你。”張儀説:“殺了我而國家可得到黔中地區六百華里，死也值得，何況囗槐並殺不了我。”張儀一到楚王國，囗槐就把他投入監獄，準備選擇一個好子行刑。而張儀的謀略——主要的還是賄賂，適時發生力量。囗槐最寵愛的美人鄭袖向華槐哭泣説:“張儀是秦王國的宰相，秦王最得力的智囊，你輕率地把他殺掉，秦王國豈肯罷休。一旦大軍臨境，我跟孩子死無葬身之地，不如早一天向南逃生，免得受秦軍凌辱。”囗槐最親信的宦官靳尚也秘密建議説:“人臣各為其主，本身並沒有什麼恩怨。殺了張儀，秦王國不過少一個人罷了，我們卻要失掉黔中地區六百華里。”囗槐考慮的結果，決定把張儀釋放，而且跟張儀做了好朋友。

秦王國一再得到甜頭之後，對東方諸國的侵略，更加凌厲。紀元前三o六年，楚、齊、韓三國第三次締結合縱對抗盟約，可是盟約剛剛簽訂，華槐又第一個變卦，秦王贏稷（贏駟的兒子）邀請囗槐在黃棘（河南南陽南）相會，當面把從前佔領的上庸（湖北竹山）土地，歸還楚王國。囗槐十分滿意這一次外上的勝利，合縱對抗盟約就第三次瓦解。

五齊宋兩國的侵略戰爭就在五十年代，齊國一連兩次擊敗當時的超級強國魏國，進在東方建立霸權。六十年代改建王國之後，國勢更蒸蒸上。當秦王國在西方不斷向鄰國蠶食鯨的時候，齊王國在東方也不斷地向他的鄰國蠶食鯨。

八十年代，位於偏僻北方的燕王國，發生內亂。

燕王國的內亂是儒家思想的產物，儒家系統為了政治上的目的，在它的思想體系內，把紀元前二十四、二十三世紀黃帝王朝第六第七兩位君主在位的時代，形容成為空前美好的世界——三十餘年慘重水災，死人千萬的史實則一筆抹殺。第六任君主唐堯帝伊祁放勳和第七任君主虞舜帝姚重華，簡稱“堯舜”也是形容為比天老爺、比耶穌還要仁慈完善的聖人，他們之間權力轉移方式，更美化為一首抒情詩一樣的自動“禪讓”制度。燕王國國王姬噲是一個跟囗槐一樣的糊塗蟲，他真的相信了這一套。於是就在紀元前三一六年，如法炮製，把王位禪讓給他的大臣子之，自己非常謙卑的走下寶座，參加官員的行列。

可是，子之的謀略雖奪取了王位，卻不能控制奪取王位後的局勢。另一位大臣市被和姬噲的兒子姬平先後起兵反抗，首都薊城（北京）陷於混戰。子之在位三年，內戰就打了三年，死亡數萬人，在那個地廣人稀的國家中，是一個龐大數字。

齊王田闢疆興奮地抓住這個機會，紀元前三一四年，齊兵團侵入燕王國本土，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佔領了薊城，把混戰的各派軍隊擊潰，姬噲、子之一齊死在亂軍之中。田闢疆宣佈合併完成，得意洋洋地宣稱:“一萬輛戰車的國家攻擊一萬輛戰車的國家，只五十天工夫，就全部征服。”燕王國人民反抗合併，兩年後，新崛起的民間武力把齊軍驅逐出境，擁立太子姬平繼任國王。但齊王國並沒有什麼損失，從燕王國劫掠回來的財物珠寶，仍然俱在，國力更富。不過齊王國這次不成功的侵略行徑，跟燕王國結下無法和解的仇恨，種下燕王國必然報復的種子。

在齊王國向外擴張的同時，宋王國也向外擴張。我們從地理位置上可以瞭解，宋王國最沒有擴張的資格，它唯一的立國之道應該是追求長期而穩定的和平，即令含有屈辱的和平，也必須忍受。因為它的四境無險可守，而又全是一等強國，任何糾紛都足以導致自己無力承擔的戰爭。可是宋王國的國王宋堰卻認為並不如此，他跟上世紀（前五）曹國末代國君曹囗一樣，雄心，不自量力地要想成為居領導地位的霸權。為了展示他的威力，他把盛血的皮囊掛到樹上，用箭它，當血下來的時候，他認為天勝利。宋堰又教他的侍衞人員和搖尾系統，經常大聲喊叫:“萬歲”一個人先在宮裏喊，宮外的人接着喊，然後全城喊，萬歲的聲音震耳聾，好像全國上下都一心一意地向他效忠。凡規勸他的人，一律當作叛亂分子處決。國際上愕然地稱它是“桀宋王國”桀，兇暴的意思，紀元前十八世紀夏王朝最末一位君主姒履癸，便被人加上這個惡劣的稱號。宋偃不在乎別人的評論，他像一隻瞎了眼的野獸，向四面八方狂咬猛噬。當齊王國侵略燕王國時，宋偃乘虛向齊王國背後攻擊，佔領五個城市。又在西界跟魏王國衝突，奪取兩個城市。在南方楚王國界處，把楚王國的邊防巡邏隊擊敗。

一連串的軍事勝利，使宋偃躊躇滿志，他跟遙遠的西方秦王國建立密切的外關係，互相呼應，儼然如願以償的成為東方新興的超級強國。不過，橫挑強鄰的歷史定律又要再一次應驗了。宋王國不但橫挑一個強鄰，而是橫挑東西南北四周所有的強鄰，滅亡迫在眉睫。

六三位鉅子我們再回到學術的領域。

大黃金時代百花怒放、光芒四的學術界，各種哲學和各種政治思，在本世紀（前四）更為輝煌燦爛。吳起、孫臏、公孫鞅、蘇秦、張儀一系列英雄人物的際遇事蹟，説明新的思中最進步的一部分已經得到付諸實施的機會和發生推動社會的力量。

傳統的貴族統治在迅速崩潰，平民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地位在國內和國際，開始成為政府的主要支柱。以致各國君主都以延攬他們作為重要的國策。齊王田闢疆，當他在位的八、九十年代期間，在首都臨淄（山東淄博東）稷門附近，建築一個龐大的國際學人區，稱為“稷下館”專用來招待各種專家。這個稷下學人區中，街道寬廣，樓廈相連，每位學人都有一份等於政府國務官（大夫）的薪俸。所以在本世紀（前四）後期，齊王國的文化水準最高，人才最盛。

學術不但已獲得自由研究的環境，也獲得社會的尊敬，各家各學派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們無法詳細敍述，因為它是中國思想史上的華，大黃金時代的主要成就之一，有千萬種專門著作表達官。我們只能具體的介紹在本世紀（前四）後期出現最有影響力的三位鉅子，作為代表。

這三位鉅子是:儒家孟軻、道家莊周和詩人屈原。

孟軻，鄒國（山東鄒城）人，魯國三桓之一的孟孫的後裔，是孔丘的第四代門徒，屬於稷下學人的行列。他富有財產（這財產來自於奴隸或來自於土地，還不得而知）生活豪華，當他遊説各國時，乘車數十輛，僕從和門徒百餘人，聲勢奪人，縱使宰相出巡，也不過如此，這跟蘇秦、張儀以及其他平民出身的貧窮學人，迥然不同。

儒家學派的理論體系，發展到孟軻而完全成。修正是有的，如孔丘的正名主義在孟軻學説中已被貶為次要，因為貴族沒落，平民（包括奴隸）升起已成定局，硬把“楚王”正名為“楚子”的時代已經過去，再不能維持固有的名份了。但孔丘的崇古神，孟軻卻全部繼承，而且更發揚光大。

孟軻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分辨“義”、“利”即堅持一切以仁義為基本，強烈地反對功利。我們不能單憑字典上孤立的解釋去了解仁義功利的區別，必須在實踐中去了解它。

紀元前三二o年，孟軻晉見魏王國國王魏囗，魏囗問他説:“你老人家不遠千里而來，有什麼利於我們國家的嗎？”孟軻回答説:“大王何必説利，只要説仁義就夠了。大王説:‘怎麼利我的國家？’大臣們説:‘怎麼利我的家族？’平民説:‘怎麼利我自己？’上下都爭奪利，你的王國就危險了。萬輛戰車的王國，殺他君主的，必是擁有千輛戰車的大臣。千輛戰車的王國，殺他君主的，必是擁有百輛戰車的大臣。假如大家只講仁義，不講功利，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魏囗當時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孟軻在魏王國的遊説徹底失敗。

從上面這番説話可看出孟軻反對功利，但他的仁義理論卻仍然建築在功利的基礎之上。孟軻又説:“為國家開闢上地，充實國庫的人，現代人稱他們是英雄，古人稱他們是民賊。為國家締結聯盟，攻戰必勝，現代人稱他們是英雄，古人稱他們是民賦。”這種民賊必須排斥，於是孟軻聲言:“勇敢善戰的將領，應處死刑。能廣結盟國的外家，應處次一等的刑。墾荒拓地的移民，應處再次一等的刑。”孟軻這段話，可能是對某一種特定的事情有而發。但一旦實行起來，結果將是一種悲慘的場面，那就是:為國家圖富強，為人民謀福利和為抵抗侵略，捐軀戰場，折衝國際的英雄和外家，都成了民賊，要被剷除。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時，滕國（山東勝州）國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兒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軻請教:他應該為他的國家做些什麼？孟軻指示姬文公首先應該“服三年之喪”必須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間，不準吃飲酒，不準聽音樂，不準跟子同房，不準參加任何社活動，不準處理任何公私事務——這一項最重要，一處理公私事務，便是功利，不是仁義了。更不準從事任何勞動，只准穿布衣服，蓋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專心專意的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鮮血，或昏不醒。這種行為被稱為“孝道”是達到仁政的必要步驟，也是仁政的具體表現，國家由此即可治理。

但孟軻的基本思想是民本主義的，他嚴厲地譴責暴君，他認為暴君並不是君主，而只是一個“獨夫”人民推翻他、甚至殺掉他都是合理的。——孟軻這種突破時代的主張，曾引起以後很多帝王的不悦，直到紀元十四世紀末葉，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還為了孟軻這種烈的思想，大發雷霆，下令把孟軻逐出聖廟。

孟軻卓越的貢獻在於他強調經濟成長的重要，認為經濟衰退，道德即跟着衰退；道德衰退，社會秩序即不能維持，國家即受到傷害。政府和君主的第一樁重大的責任，是使人民安居樂業。如何使人民安居樂業，孟軻提出“仁政”他主張儘量少用刑罰，儘量減少賦税，使人民安息。他厭惡他所處的戰國時代，希望回到古時候儒家學派所稱頌的伊祁放勳和姚重華時代。

孟軻在下世紀（前三）初逝世，跟當時大多數失敗的遊説之士一樣，沒有人注意他。可是他的言論被門徒們記載，定名《孟子》大黃金時代結束後，被儒家學派尊為經典之一，孟軻才被人記起來，而且尊奉到僅次於孔丘的地位，被稱為“亞聖”——第二位或次一等的聖人。

莊周，宋國人，曾經在他的故鄉蒙縣（河南商丘）當過低級的地方官員（漆園吏）他跟李耳沒有絲毫淵源，但他大體上尊崇李耳的學説，而在程度上更為極端。李耳的思想是逃避的，認為逃避即進攻。莊周的思想則是頹廢的，認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發生的，都是正當的。他説:“鴨子的腿雖然太短，你給它接長，它必然害怕。白鶴的脖子雖然太長，你給它截短，它一定悲哀。凡是長的不要強迫它短，凡是短的不必強迫它長。”所以連逃避都懶得去做，而只求苟且地活下去，任憑外在形勢的宰割辱，自已只保持神勝利。

莊周反對對任何事情認真，因為世上本沒有真。他説。

“我們兩個人爭執，你勝了我，就是你對了嗎。我勝了你，就是我對了嗎。可能兩個人都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