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太祖太宗下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此時薊遼總督已調洪承疇接充。此人在"貳臣"中，故事特多。清兵入關後，親貴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實得力於洪承疇的策劃。洪承疇久在西北、西南剿寇，槃槃大才，竟為清所用；但亦以為清所用，乃得剿滅寇，成其平生未竟之業。此中功罪是非，實在難說得很。

《貳臣傳·洪承疇傳》:十二年授薊遼總督。是年冬，我朝兵徵明錦州及寧遠，總兵金國鳳拒戰於寧遠城北山岡，偕其二子，俱歿於陣。承疇疏言:"國鳳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殞命，非其才力短，由營伍紛紜，人心不一也。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戰，唯總兵官號令是聽，庶軍心齊肅矣。"這是先穩住陣腳，大舉決戰，則尚有待。自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來，真正的會戰，只有崇德六年(崇禎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貳臣傳·洪承疇傳》:(崇禎)十三年，總兵祖大壽以錦州圍困告急，承疇出山海關駐寧遠，疏請調宣府、大同諸鎮兵，俟俱集，合關內外兵十五萬，又必芻糧足支一歲，乃可戰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各率兵至，與玉田總兵曹變蛟、薊州總兵白廣恩、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山海關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凡八大將，合兵十三萬，馬四萬。朝議以兵多餉難，令職方郎中張若麒促戰，乃進次松山。

按:前屯衛，今名前衛，北寧路出山海關第一個大站即是；下一大站為綏中，即中後所；又一大站興城，即寧遠。由山海關至錦州，寧遠適當途程之半。寧遠、錦州間有兩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為松山，由此渡小淩河即為錦州。此外要隘有連山、塔山、高橋，都在北寧線上。連山即今錦西，高橋東北即塔山。洪承疇的八大將、十三萬兵，即分佈在這一帶，而以小淩河南的松山為指揮所。《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崇禎)十四年三月，清兵圍錦州，城中蒙古兵內應，破其外城。夏五月，薊遼總督洪承疇等，帥八總兵、師十三萬赴援，屯寧遠、錦州間；城守祖大壽遣卒自城中逸出傳語，以車營敵，毋輕戰。承疇持重不發，而朝旨趨戰，遂進兵，陣於松山之北。

按:洪承疇疏請調兵十五萬，積糧一足歲，乃可戰可守，此為與祖大壽商定的戰略。自孫承宗、袁崇煥以來，都是這一戰略，即以大淩河為界限，鞏固錦州至山海關的陣地，穩紮穩打；因為清兵人眾馬多，糧草補給頗成問題，利於速戰，故須以靜制動，以拙限速，以重壓輕。至清兵師老馬疲，銳氣漸消，開始撤退時，即為大舉反攻的時機。與清軍相爭而定勝負者，在穩、在久、在耐得住。至於戰術方面，清兵人各二馬或三馬；明軍十三萬，馬只四萬匹，利於守而不利於攻。防守之道，針對騎兵而用車營，即營地以大車為防禦工事，限制馬足，車後伏弓箭手，敵騎迫近時，發矢人馬。車營可以移動，逐漸推進，步步為營，既守亦攻，故曰:"以車營敵。"松山之戰，在清朝實際上是被迫應戰。其時清軍圍錦州，系更番輪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爾袞代濟爾哈朗，而明軍八總兵所屬部隊都已到齊。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軍，但強敵當前，既有堅忍不拔的祖大壽，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疇，此戰關乎興廢，乃抱病啟程渡遼河。據《實錄》載:"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方止。"將至錦州時，先令多爾袞在高橋安營，以便進駐。多爾袞恐有失，請太宗駐駕松山、杏山間，實已繞出敵後。觀乎《實錄》中記載太宗之言，一則曰"不來，切勿輕動"，再則曰"近則擊之，倘敵兵尚遠，先往戰，貽累於眾，即與敗無異"，可知完全是採取守勢。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戰，相持之下，吃虧的應該是清軍。

洪承疇佈陣的情況，據《太宗實錄》載:是時敵人於松山城北峰山岡結，其步兵於峰山、松山之間掘壕立七營。其騎兵列於松山東西北三面，合步騎共號十三萬。其領兵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大同總兵王樸、宣府總兵李輔明、密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蛟、山海關總兵馬科、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寧遠總兵吳三桂，及副將以下共二百餘員。癸亥，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地，我前鋒軍擊敗之，又合鑲藍旗護軍追擊至塔山，獲筆架山積粟十二堆。

據《全遼志》，峰山在錦州西南七十里，中峰如蓋，東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憑山拒守，復以騎兵列陣於松山東、西、北三面，則當面之敵，不過南面高橋的清軍，眾寡之勢判然，但運動不便，亦以固守為宜；不意出戰失利，失去積聚。所謂筆架山，實在是兩個島:筆架山有大小兩座，對峙海中，退有石如橋，一廣八丈，長四里許；一廣三丈，長三里許。這跟覺華島是一樣的情形，由海道運糧至此，卸載兩島。其地在高橋與錦西之間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當即是今之葫蘆島。

第二天又復接戰，《實錄》載:甲子，敵犯鑲紅旗汛地，我軍擊卻之，旋復來戰。太宗文皇帝張黃蓋，指揮將士佈陣，敵望見悉退。太宗文皇帝諭諸將曰:"今夜敵兵必遁，我左翼四旗護軍，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護軍，及騎兵蒙古兵前鋒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邊，各固守汛地。敵兵有遁者，如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人則以千人追之；如敵兵眾多，則汝等協力追擊，直抵塔山。"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潛遁，我諸將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奮擊窮追，殺死及赴海死者不可勝計。

按:洪承疇所率八總兵，最得力者玉田總兵曹變蛟，屯峰山七營就是曹變蛟的隊伍；其次為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可寄以厚望者，寧遠總兵吳三桂、宣府總兵楊國柱。松山之敗，始自楊國柱之中伏。楊為義州衛人，其侄楊振為本衛指揮，崇禎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攜來的大炮首攻松山時，巡撫方一藻議遣將救松山時，只有副總兵楊振自告奮勇，行至錦縣以南十里呂洪山中伏，全軍皆沒，楊振被擒，令往松山說守將副總兵金國鳳來降。到得離松山一里許，楊振南向而坐，告訴他的隨從李祿說:"你到城裡告訴金副總兵，務必堅守，援軍馬上就到了。"李祿到了城下，如言轉達，金國鳳防守益堅，清兵無功而還。楊振、李祿則皆被殺。

楊國柱陣亡之處，即楊振殉職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楊國柱傳》:國柱，崇禎九年為宣府總兵官，十一年冬，入衛畿輔，從總督盧象昇戰賈莊，象昇敗歿，國柱當坐罪。大學士劉宇亮、侍郎孫傳庭皆言其身入重圍，非臨敵退卻者比，乃充為事官，戴罪圖功。十四年，祖大壽被困錦州，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將往救，國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按:指楊振)昔年殉難處也。吾獨為降將軍乎？"突圍中矢，墮馬卒。

據此可知《清太宗實錄》所謂"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地，我前鋒軍擊敗之"云云，不免誇張。事實上是救錦州時，楊國柱的兵先到，與其侄一樣，在呂洪山中伏。獨怪楊國柱既為錦州以北的義州衛人，對這一帶的地形應該悉，且復有其侄的前車之鑑，而竟漫不經心，蹈其覆轍，此中真有天意在。

楊國柱之敗，不獨出師不利，大損士氣；而筆架山積聚之失，軍食堪虞，尤足以動搖軍心。清太宗至此，乃改變戰略:原來是見機行事，可戰則戰，不可戰則退；由於旗開得勝，因而決心改採攻勢。如前所引，將左翼(東面)四旗調至右翼，並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邊，目的是在斷明軍的歸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變蛟傳》:(崇禎)十四年三月，(洪承疇)偕變蛟、(馬)科、(白)廣恩先後出關，合三桂、廷臣，凡…駐寧遠。承疇主持重，而朝議以兵多餉艱，職方郎張若麒趣戰。承疇念祖大壽被圍久，乃議急救錦州…國柱戰歿，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承疇命變蛟營松山之北、峰山之西，兩山間列七營，環以長壕。俄聞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成祖)親臨督陣，諸將大懼。及出戰連敗，餉道又絕，(王)樸先夜遁，通、科、廣恩、輔明相繼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為大清兵邀擊，溺海死者無算。變蛟、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承疇固守。三桂、樸奔據杏山，越數走還寧遠，至高橋遇伏，大敗，僅以身免。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據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誤，而關係甚大，即"東至塔山"之"東"字應為"西"字。敘戰史最要緊的是，地理方位必須清楚。如王樸等夜遁，"東"至塔山，則為自投羅網。山海關在西面，想遁回關內，自然應該往西，往東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敘過錦州、松山等地的關係位置，這裡需要再重敘一遍，以清眉目。按:自山海關至錦州，乃由西南往東北；由東北往西南，則錦州之南為松山，松山之南為杏山，杏山西南為高橋，高橋之南為塔山，塔山之南為連山(錦西)，連山之南為寧遠(興城)，即為吳三桂的防區。

當楊國柱敗歿於錦縣之南的呂洪山時，其他各軍亦已到達松山附近；在王樸夜遁、吳三桂等相繼逃走時，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過高橋，至塔山附近為清軍所攔截，此即清太宗絕其歸路之計。王樸、吳三桂遇阻而退，還據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寧遠，自然仍舊往西；而清軍則已自塔山進至高橋設伏。

檢討此一役的因果關係，以楊國柱呂洪山中伏大敗為戰局變化的關鍵；而所以出現此一關鍵，則由於張若麒的促戰。張若麒亦《貳臣傳》中人，籍隸山東膠州，兩榜出身，以為楊嗣昌收買劾黃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調兵部職方司。明朝兵部權重，四司中武選掌除授，職方掌軍政，其職尤要。《貳臣傳》本傳:(崇禎)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圍錦州，總督洪承疇集諸鎮兵來援，未敢決戰。兵部尚書陳新甲遣若麒往商於承疇，分四路夾攻。承疇慮兵分力弱，議主持重；若麒以圍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疇進兵。若麒屢報捷，洊加光祿寺卿。既而諸軍自松山出戰，我師擊敗之，殲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還，新甲庇之，復令出關監軍。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陳新甲傳》:時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甡議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為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承疇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

其時張若麒在前方的身份為監軍，故得促諸將出戰，後來御史劾張若麒有"督臣洪承疇派軍遠出，若麒任意指揮，視封疆如兒戲，虛報大捷，躐光祿卿，冒功罔上"之語，此為明朝軍事指揮制度上積漸而成的一種不合理現象。但洪承疇既膺專閫之寄，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不必明言，實際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張若麒，一方面獨行其是。兩百年後曾國藩、胡林翼平洪楊，即本此原則以行，視官文如張若麒，刻意歡，推功歸之，"我打仗，你升官"，但求勿掣肘、勿亂出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說過，同光之能中興，實由君臣皆讀《明史》，能懲其失。恭王當政，一本肅順重用漢人的原則，授權曾國藩節制五省，"不為遙制"，而曾國藩遂能以明末將帥為鑑，懲其失，師其長，如剿捻之布長圍、設老營，無非楊嗣昌"四鎮六隅，十面三網"的變化。今以洪承疇與張若麒、曾胡與官文之情況相比較，可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證。

松山被圍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將夏成德獻城投降，清軍得生擒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王廷臣，除洪承疇外，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皆被殺。留洪承疇是為招降吳三桂等邊帥，而殺邱、曹、王則是警告祖大壽。

據《貳臣傳》記載，夏成德獻城，先有期約，並以子為質，臨事極其秘密，以故統帥以下的軍民長官皆一鼓成擒。往讀史至此，輒困惑:且不說洪承疇謹慎持重，深諳韜略；即如邱民仰起家乙科，素有能名；曹變蛟與其叔文詔，為明季有數良將，寇聞"大小曹將軍"之號，望風而逃，然則對夏成德從容通敵，豈竟漫無察覺？此為事理之不可解者。

近讀陳寅恪《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始恍然大悟。按:楊嗣昌、陳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無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陳新甲傳》:初，新甲以南北困，遣使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多言，言官誡愕，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龍於獄，命為三邊總督討李自成，事在崇禎十四年五月，正錦州被圍之時；則知陳新甲始倡和議，即在此時。謝陞罷相，在崇禎十五年四月，已為松山已破以後。但崇禎之斥謝陞，並不表示放棄議和之意，須至這年八月陳新甲被逮下獄，始為不談和的表示。就此過程來看，陳新甲遣使議和，在於何時，尚待探索。接前引《陳新甲傳》: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所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童誤以為塘報也，付之鈔傳。於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帝慍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令新甲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疏乞宥，不許。

據此可知，陳新甲所遣議和專使為職方郎中馬紹愉；馬於何時與清接觸，據《清史稿·太宗本紀》:"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濟格等奏:明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來乞和。"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後，事實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遲二月上旬，馬紹愉即已到達盛京，提出議和的條件；證據即在高鴻中"條陳殘本"有兩行附識，一曰"二月十一到"，一曰"三月十三奏了"。這年明朝遣使議和時，清太宗命諸臣各陳意見。高鴻中既於二月十一即有條陳，則馬紹愉之到達盛京，必在此以前。另一附識"三月十三奏了"，乃指阿濟格於"三月乙酉"將整個條陳意見作一彙報。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間，有一大事，即夏成德於二月二十左右獻松山，生擒洪承疇。

明既遣使，清以禮待，但馬紹愉於二月初到盛京，阿濟格等直至四十天後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則當一緩松山之圍，即令造成既成事實，以為爭取優厚條件的張本，亦不應於破城之後殺一巡撫、兩總兵。觀清之所為，不友好到了極處，本無和可議；而清官書記載，卻非如此。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紀》雲:上曰:"明之筆札多不實，且詞意誇大，非有和之誠。然彼真偽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願。爾等其以朕意示之。"五月乙巳朔，濟爾哈朗等奏，明遣馬紹愉來議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馬紹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言:"明盜寇起，兵力竭而倉廩虛，徵調不前，勢如瓦解。守遼將帥喪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計必南遷，宜要其納貢稱臣，以黃河為界。"上不納，以書報明帝曰:"自茲以往，盡釋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較焉？使者往來，期以面見；吉凶大事，相憂吊。歲各以地所產，互為饋遺；兩國逃亡，亦互歸之。以寧遠雙樹堡為貴國界，塔山為我國界，而互予於連山適中之地。其自海中往來者，則以黃城島之東西為界，越者各罪其下。貴國如用此言，兩君或親誓天地，或遣大臣蒞盟，唯命之從。否則後勿復使矣。"遂厚賚明使及從者遣之。

按:照此條件，以當時明清對壘的形勢來看，可謂相當寬大合理，無怪乎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而馬紹愉的"密語"，為陳家童僕誤為尋常戰報的"塘報"者，正就是報告此事。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誠意，則與二、三月間所表現的不友好態度為一極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釋是:談和本是個騙局。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書陳新甲書"奏太宗"為驗"，在此一個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動，暗中勾結夏成德獻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諸將苦守殉難，白死而已。何不獻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則獻城之舉未為不忠，而富貴可以立致。"觀夫夏成德敢以子為質，不虞有任何變卦，致召不測之禍，即因馬紹愉秘密東來，能堅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為質，絕無危險。

松山既破，敗報到京，說洪承疇、邱民仰並皆殉難，舉朝大震。崇禎驚悼不已，設壇賜祭:洪承疇十六壇，邱民仰六壇。照明朝的體制，一品官賜祭九壇；公侯掌武職，方賜祭十六壇，為最高的榮典。哪知祭到第九壇，傳來消息:洪承疇投降了。當時並曾有旨，在北京外城建祠，以邱民仰與洪承疇並祀，祠成將親臨致祭，得到這個消息，廢然而止，連帶邱民仰亦失去了血食千秋的機會。

洪承疇的投降與明朝之失天下無甚關係，但對清朝之得天下，關係甚重。《清史稿》本傳: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殺民仰、變蛟、廷臣，而送承疇盛京。上收承疇為用，命范文程諭降。承疇方科跣謾罵，文程徐與語，泛及今古事。梁間塵偶落，著承疇衣，承疇拂去之，文程遽歸告上曰:"承疇必不死，惜其衣，況其身乎？"上自臨視，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久，嘆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上大悅，即賞賚無算，置酒陳百戲。諸將或不悅曰:"上何待承疇之重也！"上進諸將曰:"吾曹櫛風沐雨數十年，將何為？"諸將曰:"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居月餘，都察院參政張存仁上言:"承疇歡然幸生，宜令薙髮，備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疇及諸降將、祖大壽等入見。

此事經孟心史先生考證，時地皆不確，為好事者附會之詞。歷史上類此故事亦甚多，如曹彬下江南，容李後主宮內收拾行裝、"辭廟"、"別宮娥"；他的部下擔心李後主倘或自殺，回汴京無法代，曹彬說李後主絕不會死，因為上船請降時，走一條跳板都不免恐懼，膽小如此，絕不會自殺。此即所謂觀人於微。大致清初遺民對洪承疇痛恨特甚，所以有許多諷刺的傳說。

至於清太宗必用洪承疇，眼光超卓，倍不可及。孟心史有一段議論說:考承疇用事時代，實為當時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疇更無合用之人。承疇以萬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稱老輩，可以為招徠遺老，樹立風聲，破壞義師，改其視聽。自崇禎初以知兵名於世，清初漢人為將領者多出麾下，聲勢最張之平西王吳三桂，即其督薊遼時舊部八總兵之一。發縱指示，足孚眾望，而又讀書知政體，所到能勝察吏安民之任，與武夫狼藉擾累者不同。假以事權，執為降臣長，用人之妙，無過於此。東南西南天下大定於承疇手，而以文人督師，不似舊鎮將，各擁死士，有其羽翼。用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了無留戀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為招撫，為經略，所向成大功。(《洪承疇章奏文冊彙編跋》)當松山城破時，祖大壽的三個弟弟都在洪承疇軍中:祖大樂，總兵；祖大名、大成，遊擊。被俘後，太宗命釋祖大成，放他回錦州傳話。到此地步，祖大壽自然非降不可了。《清史稿》本傳:大壽使詣軍言，得見大樂，當降。既令相見，大壽再使請盟。濟爾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為？趣攻之。"大壽乃遣澤遠及其中軍葛勳詣我師引罪。翌，大壽率將吏出降。即，諸固山額真率兵入城，實崇德七年三月初八也。上聞捷，使濟爾哈朗、多爾袞諭大壽，並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濟爾哈朗、多爾袞帥師駐焉。阿濟格、阿達禮等，以大壽等還；上御崇政殿，召見大壽，謝死罪。上曰:"爾揹我，為爾主、為爾子宗族耳。朕嘗語內院諸臣，謂祖大壽必不能死，後且復降。然朕決不加誅，往事已畢，自後能竭力事朕，則善矣。"又諭澤遠曰:"爾不復來歸，視大壽耳。曩朕蒞視杏山，爾明知為朕，而特舉炮，豈非背恩？爾舉炮能傷幾人耶？朕見人過，即為明言，不復省念。大壽且無責，爾復何誅。爾年方少壯，努力戰陣可也。"澤遠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