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新解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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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城破的第三天，隱蔽在一家農戶的小泉純狼被這家的主人趁他睡覺之時綁了起來，送給了這座城市的新統治者。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件事與小泉鈍狼擅自借用的大和民族之魂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完全是王燃的政策導向問題。

“大人，您這個‘階級鬥爭’政策雖然有些極端…”莊子忽固一臉的讚歎，對王燃說道:“不過效果卻是很好，民心向背，一下便爭取到了九成的民心。”其實不管是什麼時代，不管是哪個國家，老百姓對於外來的軍隊總是會持戒備和仇視的態度。

王燃等人在進入長崎後面對的正是這種情況，即便是夏允彝到處宣揚“中華志願軍是為天皇請命的仁義之師…”並明令止部隊騷擾地方老百姓，公佈什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但還是無法緩解這種“被侵者”和“入侵者”的矛盾。

搞得接手地方政務的夏允彝無數次地向王燃抱怨:“這天皇的牌子好象也不怎麼管用啊…”這當然可以理解，經過了相當長時期的幕府統治時期，對普通百姓而言，天皇距離他們的生活過於遙遠，決定自己是否能吃飽穿暖的是自己的領主大名和將軍。

不過中華志願軍與當地百姓的矛盾，在王燃公佈了以“打倒武士，減除賦役；打倒武士，均分財產”為主的階級鬥爭口號後，得到了完全的緩解，應該說轉嫁更為合適。

說起來，這也是德川幕僚自己種下的苦果。

德川幕府在一統東瀛後，大力鞏固等級觀念，將整個社會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世襲等級，其下還有賤民這個最底地層次。

士即武士，是饒治階級，連其家屬約佔全國總人口的一成。這其中包括了上自將軍、大名、家臣。下至散居鄉村的鄉士和失去傣祿的人等。

其它三個等級饒稱為庶民，佔了全國總人口的近九成。其中農是農民。工是手工業者，商是商人。

至於賤民，說白了本不算人，在東瀛被稱為“不可接觸者”這些人中人數最多、最為人所知的走“穢多”即從事各種汙穢職業地人，如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剝取死獸皮及制者等。他們窮得慘不忍睹。除了被批誰的這些賤業外不充許幹其他事，正式地組織和社會活動都吧他們排斥在外。

德川幕府對各階層作出了詳細的規定，確保所有人都遵循並認可這種階級劃分。每一戶的家長必須在門口張貼有關其階層地位和世襲身份的標誌。他地衣著、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襲身份地規定。

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肯定會有矛盾，當然如果這種矛盾不走很突出，大家倒也能相安無事。可是德川幕府賦予武士的權力顯然太大了。

武士階層，從豐臣秀吉時代實行兵農分離後，就完全脫離了生產。成為領取俸米、遊手好閒、欺壓百姓的特權階層。這也就算了，哪地方沒有特權階級呢…

可嚴重的是。武士地配刀不單是裝飾，他們對老百姓有拔刀的權利，刀是其特權和階層的標誌。不過這並非德川的首創，德川之前已經有這樣的傳統。幕府頒佈的法律明文規定:“對武士無禮他庶民，可即斬殺“，更不用說賤民了。

“真沒想到天下居然還有如此兇殘蠻橫之法度…”當時在瞭解到東瀛這一條法律後，連見慣了大世面的夏允彝也不免咋舌…

“無禮”的尺度實在難以把握，這條法律等於走說武士可以隨便殺人。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在東瀛戰國很長一段時間內，武士在“遷斬”方面相當橫行無忌，為了體會刀劍砍殺的滋味以及測試自己的腕力，對過往的路人進行砍殺。德川的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就非常好這一口。

武士的權力大，相應的，庶民的權力自然就小得多。以人數比例最大的農民來說，德川農民出賣土地、止遷移、止過度分家、止過奢侈生話、止自由種植農作物等，並在農村實施“五人組“連座制度，將農民錮在土地上，納沉重的苛捐雜稅，很多藩主要徵收農民一年所得的八成以上，這還不算強迫搖役和無償服務帶來的損失，農民的生活可想而知。

“真是苛政猛於虎啊…“”這是作為行政長官的夏允彝在召集人手徹夜整理完資料後得了的結論。

如果說前面的虎還未完全成年，到了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執政期間便長成了一隻吊睛白額大老虎。

隨著參勤代制度與鎖國政策的確立，使得失去貿易利益的大名（諸侯）變得更加仰賴雜業稅收，如此才能支付必須供給幕府的龐大的年貢。許多農民只好以限制家庭規模的形式來維持必要的生活。

如果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最貧困的人也會表示不滿。極度貧困的農民時常起而反抗。有時候是針對封建領主，有時候直接針對幕府當局。據王燃原本時空的統計，德川時代的二百五十六年間，此類農民起義不下一千次。

不過由於在豐臣秀吉時期，就已經用著名的《繳刀令》成了武士與農民兩個階級的分離。沒有武器的農民別說起義一千次，就是起義一萬次，結果也只能是一個“死“字。

前幾年由天草四郎領導的，號稱江戶時代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島原之亂”三萬多人馬也只不過撐了幾個月便被德川幕府屠殺殆盡。

德川幕府鎮壓起義的手段相當血腥，被抓捕的農民領袖固然是被投入油鍋、砍頭或者釘上木架，便走連相關人員的家人，包括連婦女兒童也不會被放過。

當然，這些事情反過來也完全可以說明，如果庶民們有了武器，在對付武士方面同樣不會心慈手軟。

王燃雖然沒有給這些庶民武器，但給了他們比武器更好的東西，王燃直接把可以處置武士的機會到了庶民手裡。

“這項階級運動之所以能夠順利開展，還是多虧了德川家族制定的階級歧視政策…我只不過是因地制宜、因勢利導而巳…”王燃初次使用這一戰場之外的利器，心中也頗有幾分得意，渾不覺自己用詞的不恰當，笑著說道:“主席，呃，就是我知道的一位高人…曾經教育過我們，階級鬥爭是綱，時時刻刻都不能忘…現在看來，果然是至理名言…“王燃便是在這一名言的指導下，提出了“打倒武士，減除賦役；打倒武士，均分財產”的口號，成功將中華志願軍與老百姓的矛盾，轉化到武士與庶民的矛盾。

本來王燃起初擬定的口號走“打武士，分田地“，準備在東瀛開展一場轟轟烈烈地“土改”運動，甚至連什麼“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領綱領策略都整理了出來。

王燃的印象中，正是抗戰爭以及解放戰爭時期那次徹底的“土改”顯示出了階級鬥爭力量的強大，不僅鞏固了據地，更使廣大貧苦百姓從此堅決地站在我軍的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