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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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決定把每週一次的聚會，變成過年一樣的節，令每一週都有一個機會可以忘記過去。我們不讓自己想到任何不快與憂愁，就是要吃喝玩樂，自尋快樂。我們賭錢，講最美好的故事。每個星期，我們都期待着一次歡悦，這種期待，成了我們唯一的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將自己的聚會命名為‘喜福會’了。”我母親，通常總是以樂觀的口氣來結束這個故事。她老愛炫耀自己的牌藝是如何高超。

“我手氣好，總是贏家。人家開玩笑地稱我為‘賊門檻’，”她説“我贏到手好幾萬呢。但我並未發財。那個時候，鈔票不值錢，連草紙都不如。我曾説過，一張票面為幹數的鈔票，還不夠揩一次股呢！”我從來只認為，母親的桂林故事，不過是個中國神話而已。故事的結局，也常常是多變的。比如那張票面上千的鈔票，她説，用它買來半杯米，將米煮成一鍋粥，然後用這鍋粥與別人換來兩隻豬蹄，又再將兩隻豬蹄換成六隻雞蛋，六隻雞蛋後來又孵出六隻小雞…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斷得到發展和補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買架半導體收音機，她沒同意，於是我就生了一個鐘頭的悶氣，一聲不吭。她便説了:“你為什麼總要惦記一些你從不曾擁有過的東西呢？”於是，她將桂林故事的另一個結尾給我講開了。

“一天早上我家來了個軍官，”她説“他是來通知我立即去重慶我丈夫處。

我明白他是要我離開桂林。一旦本人打到桂林，我們這些軍人家屬可是沒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麼去重慶呢？桂林本已不再往外地發車了。虧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過一個人，為我搞到一輛運煤的獨輪小板車。

“我把行李，還有那對雙胞胎孩子，都放在獨輪車上。就在我推車離開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難的人羣中，不時傳來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後一天，國民黨詞嚴義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國軍保護的。就在當天本兵入侵桂林後，滿街還散亂地丟棄着關於報告國軍大捷的號外，而它們上邊，則躺滿着無辜者的屍體，就像砧板上的魚一樣，橫七豎八的。他們多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慘不忍睹。病就出在他們一直對國軍懷着希望。結果你看，連命都丟了。聽到這樣的慘聞，我只是咬牙趕路，步子越邁越急。每跨一步，我就們心自問:他們是不是很笨？他們這算不算有勇氣？

“我急急地往重慶方向趕路，直到車輪終於報廢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張華麗的紅木麻將台。那時連哭都顧不上了。到後來，我就將圍巾結成兩個吊袋環搭在肩頭，兩邊各兜着一個孩子，兩隻手各提一隻口袋，一邊是衣服，另一邊是吃食。我提着它們徒步趕路。走呀走呀，手腕處被勒得血模糊，鮮血順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膩膩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東西了，於是，我鬆開了左手，又鬆開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這樣，放棄了手裏最後的希望。路面猶如是珍寶砌成，價值連城。成匹成匹美的錦緞、古書、祖宗尊像、木器傢俱…還有整籠的小鴨。它們起先還呷呷地叫個不休，後來，終於安靜下來，最後，竟是紋絲不動了。一路上還有人們扔下的銀器。但疲力竭的人們，對這些眼睛都不掃一下，絕望的人們對什麼都不會動心。最後，待抵達重慶時，我已是子然一身，兩手空空然，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綢衣。”

“子然一身？”我緊張地着氣，懷疑着這個故事的真實。

“那…兩個孩子呢？”母親頭也不抬，乾乾脆脆地表示這個故事已經沒有“以後”了。

“你的父親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兩個孩子中的一個。”話再説回來，今晚的喜福會活動在許家。我一進門，第一個見到的，卻是我爸。

“她來了，從來是不守時的。”他對眾人宣佈似地説。這話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齊了。七家人家的成員，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們緩緩地把視線轉到我身上，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三十六歲的大孩子。

我極力讓自己鎮靜自若。上次見到他們，還是在我母親的葬禮上。那時我悲痛絕，幾近不能自持。他們必定會嘀咕，我這樣的一個人，怎能取代我的母親呢？一個朋友曾跟我説過:我長得很像母親，舉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聲及嬌嗔的睇視。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這話告訴母親，她卻似受了侮辱般申辯着:“你與我差遠了，你對我瞭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沒有！那怎麼可能像我呢？”她説得對。因此在喜福會，我怎能勝任做我母親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頷首招呼過後，並徑自過去站在父親身邊。

通常對這些家庭的朋友們，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稱。

爸正在看龔家最近在中國旅遊的照片。

“看看吧。”説着，他指着旅遊團站在寬闊的石台階上的團體照。這張相片一點也沒顯出什麼中國的背景，倒像是在舊金山或其他什麼城市照的。但父親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瀏覽着這些照片。其實他從前並不是這樣，他以前是很仔細很頂真的。但不知什麼時候起，他變得不一樣了。

我想，那是因為母親故世的緣故吧。

“看這一張。”他説着，手指着一張説明不了什麼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稱先生太太。——譯者注許家的居室裏，總是瀰漫着一股濃重的油膩味。在小小的廚房裏烹飪太多的中國菜，油氣就很容易積澱起來。我至今記得，每每母親上別人家或餐館時，總會皺着鼻子輕聲地，卻又説得人人都聽見:“我都覺得鼻子給油氣黏住了！”我已有好幾年沒上許家了。但那間起居室還是與我記憶中的一樣，絲毫沒有變動。自從安梅阿姨和喬治叔叔，在甘五年前從唐人街搬到這落區後，他們便置買了一套新傢俱。還是那套黃塑料貼面，保養得還有幾成新的傢俱。也還是那張青綠的蘇格蘭布的轉角長沙發，和富有殖民時期風格的桌子，是槭木質的，吊燈還是那盞有裂縫的贗品瓷器，只有那捲廣東銀行贈送的掛曆，是每年調換的。

這些傢俱我都記憶猶新。因為在我們小時候，安梅阿姨從來不讓我們觸摸一下她的所有傢俱，除非上面蓋着塑料布。每逢喜福會的活動，我的父母便帶我一起去許家。因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這裏有這麼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會發生諸如撞疼頭跌痛腳的事。

“你得管住他們，”我母親這樣對我説，其含義就是，如果有誰摔破皮，或者燙傷啦，不見了，打碎什麼了，把什麼給髒了，不管是誰，反正都是我的過失。

那時，她和安梅阿姨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領中國式衣衫，前繡着花卉，這樣的衣服對真正的中國人來説，是太時髦了，而在美國的聚會上穿，又顯得太古怪。

那時，在母親還未與我講述過桂林故事時，我想象中的喜福會，是一個有着特殊儀式的社團，好比三k黨的集會及電視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禮，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儀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顯得很平常。喜福會的阿姨都穿着長褲，配着澤鮮豔的花襯衫和式樣各異的、結實的跑鞋。我們圍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盞西班牙式的枝形大吊燈。喬治叔叔戴上雙光眼鏡，開始宣讀會議記錄:“我們賬面上資金為24，825元，約每對夫婦為6206元，每人約3133元，賣出隆巴羅股票損蝕其中的6又3/4，買進一百股斯密史國際股票，這裏要謝琳達和丁童為我們吃進這批股票。噴，赤豆湯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會聚會，我們不得不暫停一次。很遺憾，我們親愛的朋友素雲離開了我們，向坎寧·吳全家表示問。喜福會主席、書記喬治·許謹告。”我原以為，大家會談及一陣我母親，唸叨着她的種種好處。正因為這樣，他們才讓我在麻將台上替代母親，以作為眾人的一種寄託，繼續母親的得之於桂林那個暑夜的啓迪。

不料，眾人只是冷淡地點點頭表示對合約的贊同，這其中也包括我父親。在我，卻似覺得，某些新鮮事，已填了母親所留下的空缺。

這時，安梅阿姨緩緩起身去廚房準備吃食，而琳達姨，母親最要好的朋友，則踱到那青綠的沙發前坐下，疊着手，看着那些還圍坐在餐桌邊的男人們。映映阿姨——幾乎每見着她一次，就發現她增加了幾條皺紋，則從編結袋裏拿出一件小小的藍衣服開始忙活了。

喜福會的叔伯們開始談論着他們興趣的股票。傑克，即映姨的弟弟，頗為熱衷加拿大某金礦公司發行的股票。

“這是對付通貨膨脹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兩面光。”他有權威地説。在這些人中他的英語最好，聽不出什麼生硬做作之處。這些人中要數我媽的英語最糟糕，而她總強調，她的中文是眾人中最好的。她會講一口標準的國語。

“今晚還打麻將不？”我湊着映姨的耳朵大聲問，她有點耳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