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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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2月編者按語《視差》第84期（1974年冬季號），第5頁親愛的讀者:五年前，本季刊開始發表專訪，介紹一批鮮為人知的詩人，當時未曾料到他們會大受歡。許多讀者要求我們再接再厲，誠然，是諸位熱情的來信鋪就了道路，讓專訪成為了《視差》年年都有的傳統。如今對本刊的特約記者而言，這些人物特寫同樣深得他們本人的喜愛。特寫引起了對某些重要詩人的發現或重新發現，促成了對其作品遲來的評價。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這一期雜誌籠罩在一片陰雲之下。本季力推的藝術家乃阿富汗詩人妮拉·瓦赫達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庫爾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圖勒的採訪。瓦赫達提夫人給予布斯圖勒先生的回答，實乃我們歷年所刊採訪中最為坦率的一篇，其誠實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讀者也會有同樣的受。就在採訪後不久，我們懷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過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將受到詩歌界的懷念。

她身後遺下一個女兒。

很神秘，時間趕得真巧。電梯門叮噹一聲，恰好此時，一秒都不差，電話鈴也響起來了。帕麗能聽到鈴聲，因為電話就在於連的公寓裏，走廊很窄，燈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頭，緊挨着電梯。憑直覺，她知道是誰打來的。再看於連的表情，他也知道。

於連已經邁進了電梯。

“讓它響着吧。”他説。

在他身後，是樓上那個冷淡的紅臉膛女人，正不耐煩地瞪着帕麗。於連管她叫“母山羊”因為她下巴上有一撮，跟山羊一樣。

他説:“走吧，帕麗。咱們已經晚了。”他訂了七點鐘的位，地點是十六區的一家新餐館，因為紅燒雞、紅衣主教魚排①、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經小有口碑。他們要去見克里斯蒂安和奧雷莉，於連在大學裏——學生時代，不是任教以後——的兩個老友。他們應該在六點半碰面，喝開胃酒，可現在已經六點一刻了，還得步行到地鐵站，坐到米埃特，然後再走六個路口，才能到餐館。

電話鈴一直在響。

山羊女咳嗽了一聲。

於連説:“帕麗？”這一次他的語氣更堅決了。

“可能是媽芒。”帕麗説。

“是，我知道。”雖然不合情理，可帕麗還是覺得，媽芒專門挑了這個時間打來電話，以其無窮無盡的戲劇天賦，把她拖進這個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跟於連進電梯，要麼接她的電話。

“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説。

於連嘆了口氣。

電梯門在他身後關上了。他靠到走廊牆上，雙手深深進軍裝式風衣的口袋，一時之間，他恍如梅爾維爾警匪片中的角。

“我一分鐘就好。”帕麗説。

於連投以懷疑的一瞥。

於連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過了門廳和廚房，坐到牀邊，伸手拿起牀頭櫃上的電話。他們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個牀頭櫃。但這兒的視野堪稱壯觀。現在下着雨。如果是晴天，她從朝東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區和二十區的大部分景緻。

“喂，你好？”她對着話筒説。

電話裏傳出男人的聲音。

“晚上好。是帕麗·瓦赫達提小姐嗎？”

“您是哪位？”

“您是妮拉·瓦赫達提夫人的女兒？”

“是的。”

“我是德勞內大夫，我要講的是您母親的事。”帕麗閉上眼睛。內疚的覺短暫地一閃，然後便被習慣的恐懼壓服。她以前接到過這種電話，次數太多了，現在數也數不清，從她的少女時代開始——其實在那之前便已有過，那次是小學五年級，地理‮試考‬進行到中途，便被老師打斷，她領她出了門，到走廊裏，悄悄跟她解釋發生了什麼事。這些電話對帕麗來説太悉了，可是不斷地重複並未讓她變得滿不在乎。每接到一個電話，她都會想，這一次，就這一次了。可每一次掛斷之後，她都會急匆匆地趕到媽芒身旁。於連總是用經濟學術語對帕麗説，如果她切斷注意力的供給，那麼對它的需求或許會隨之消失。

“她出了事故。”德勞內大夫説。

帕麗站在窗邊，等醫生向她説明情況。她用手指繞着電話繩，再把它鬆開。醫生詳細講了她母親的就醫情況，她前額破了，縫了針，打了破傷風作為預防，用雙氧水清洗過，抹了外用抗生素，做了包紮。帕麗的心緒忽然回到了十歲那年，有一天她放學回家，在廚房桌子上發現了二十五法郎和一張手寫的便條。我和馬克去阿爾薩斯了。你認得他。過兩天就回。乖。不要熬夜！我愛你。媽芒。帕麗當時站在廚房裏渾身發抖，兩眼含淚，對自己説，兩天不算太長，也不算太壞。

大夫問了她一個問題。

“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