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監視下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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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中他還告訴我,剛填完“安全測試”表格,他便收到去羅馬的委任書。我早了解到他對羅馬和意大利的嚮往。他還告訴我,他的意大利語已通過了‮試考‬。我的心似乎放鬆下來,也許美國在冷戰時期建立的規章已名存實亡,我和勞倫斯的關係或許不會給他的事業帶來太大的害處。我告訴他:只要能幫他保住外官這個不錯的飯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攪。

“fbi?”他吃驚道“他們找你幹嗎?”

“他們不是據你提供的資料調查我嗎?”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測試表格是國務院安全部發的,fbi絕沒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聽錯了,把別的安全部門當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會這麼快——我剛剛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們已經找到你學校裏去了…”我説但願我搞錯了,還希望這是那男同學跟我開玩笑。

五然而,就在當晚,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是個十分和氣的男聲:“…別緊張,我是fbi的調査員。”他説“請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好嗎?”我答應了,心“突突”直跳。這個約會辭令已很不美國化了;男人約見女人,首先該問女人何時最方便,由女人決定時間,而這位調查員卻指定時間、地點。掛上電話不久,鈴又響,拿起聽筒,竟然還是那位調查員!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勞倫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來。他的中文帶濃重的山東口音,我只得捧着電話認真應付他,心裏明白他的“閒話”不閒。

第二天上午,我準時來到了fbi的辦公地點,卻不見任何人在會客室等我。十分鐘過去,從側門走出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以標準的中文對我説,約見我的那位調查員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來與我談話。我跟他走進一間很小的房間,裏面的陳設一看便知是審問者與被審問者的席位,四壁無窗,氣氛單調得怵人。審問者倒是客客氣氣,不斷提問,我回答時他就一一往紙上寫。不一會兒我發現他的提問兜了個圈子回來了,我原本暢地對答,變得越來越吐。我發現他在摧毀我的邏輯,而邏輯是我的防衞。我看着他帶有白種人冷漠的禮貌的臉,突然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

幾天後,兩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説他們都受到了fbi的盤査,中心內容是核實我的證詞。

我開始抗議,拒絕跟這幫調查員再談一個字。馬上,勞倫斯那邊到了壓力。他打電話給我,口氣很急:“為了調查能儘快結束,請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個中國人,你們美國要做得太過分,我可以馬上離開這個國家!我以為美國是個最自由的國度…”我又悲又憤,啞了口。

“請你忍一忍,好嗎?等我們結了婚…”我厲聲打斷他:“我寧可不結婚!”勞倫斯在那邊頓時沉默了。他意識到我生活中的寧靜的確是被這婚約毀掉的;我的確因為他而失去了躋身於無名之眾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個電話、每次外出是否處於某種監視之下。最大的諷刺在於:我是在美國懂得了“人權”這字眼,而懂得之後,又必須對這個神聖的權力一再割讓。亦或許,他們的人權是有種族條件的,對一個我這樣的外國人,他們以為只要有一層虛偽的禮貌就可以全無顧忌地踐踏過來。

勞倫斯在電話上出懇求的語氣:“你一定要忍耐,就算為了我,好嗎?”我答應了。我已意識到在這裏做外國人是次等人種;次等人的人權,自然分量質量都不足。

轉而,他興奮地告訴我,他已收到了美國駐意大利使館的歡函。我想,也許我的忍耐會給我倆帶來美好結局,那麼就忍吧!

六半個月過去,那個帶山東口音的調查員再次頭。他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會談,卻再次遲到半小時。此調查員先生四十歲左右,個不高,有無必要都張開嘴哈哈大笑,有種亂真的山東式豪。當你看到他一雙油滑的灰眼睛時,你知道他的心本不會笑。

“請坐請坐,我們已經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麼樣啊?你和勞倫斯什麼時候結婚?”

“還沒計劃。”我笑笑。

他裝着看不見我臉上的疲憊和掙扎着壓下去的反

又是一間不見天的小屋。他開始問我父母的出生年月,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做了哪件事。我仔細地一一答對,一個數字上的誤差就會被認為成謊言。謊言不可能被確地重複。

“這些問題,上次那位調查員已經問過四遍了!”我終於苦笑着説。

“是嗎?不過我是頭一次問你,不是嗎?你的每件事對我都是聞所未聞!”他搖頭晃腦地用着成語。

我突然意識到,上次他本不是因病失約。他成心讓那個年輕調查員先盤問我,目的是找出我兩次答對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將是他們揭開我“真相”的索引。問答還算順暢。我有什麼好瞞呢——出身於文學家族的我十二歲成為軍隊歌舞團的舞蹈演員,二十歲成為小説家,祖祖輩輩沒出現過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觀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你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嗎?”)他突然改成英語問。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製造出無數個“冷不防”我在母語上的設防,極可能在第二語言中失守。一瞬間猶豫,我説:“是的。”問答又順暢起來,如此持續了半小時,他無緣無故再次山東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來,説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鬆弛下來。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經意地對我説:“有件小小的事還得勞駕你協作。”

“什麼事?”

“假如我們要你做一次測謊試驗,你是否會答應?”這太意外了,我企圖看透他似的睜大眼。

“絕不會費你太長時間,”他開導我“這樣可以大大加速調查進程。”一時間我想到勞倫斯的話:“請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為了我!”我點點頭。

晚上我在電話上冷靜地告訴勞倫斯,我接受了做測謊試驗的要求。他那邊炸了:“你怎麼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這簡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對犯罪嫌疑才能提這樣的要求!”

“那我怎麼辦?!你以為我情願?”我氣惱並充滿委屈。

“我要起訴他們!這已經成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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