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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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張之對和約大綱的意見甚多，因而往返磋商，延到十二月十五，才有第二次的會議。

會議的地點，改在英國公使館，廳宇宏敞，並不限制中國方面代表及隨員的人數。不過，李鴻章不願多帶不相干的人，除了翻譯以外，隨員仍是陳夔龍與那桐。兩全權大臣與十一國公使，圍著一張長方會議桌坐定，作為主席的英國公使薩道義起立發言。

大綱已經中國政府“畫押”這一次的會議是開始討論細節。第一款派專使赴德國道歉，已經決定派皇帝的胞弟小醇王載灃為“頭等專使大臣”只等和約簽定，即可啟程。至於在克林德被害地點“樹立銘志之碑”則連碑文亦已擬就，所以第一款已無再議。

第二款就是嚴懲禍首。薩道義取起面前一張紙，揚了揚:“這是禍首的名單。不過，我離開主席的地位，有一個意見，縱容義和團的罪魁禍首，確是端王載漪。如果能將載漪從嚴處置，其餘均可不問。不知兩位全權的意思如何？”聽得這話，慶王奕劻不覺驚愕:“端王是皇室懿親，萬難重辦，各國的法律，亦有‘議親’、‘議貴’，得從末減的法條。這件事，斷斷乎辦不到。”他略停一下又說:“前兩天我在私邸宴請各位，曾經跟各位已經表明過，當時並無異議，何以此刻又有這個說法？”薩道義笑了:“我亦知道辦不到，此刻再提，是想給中國政府一個機會，只要嚴辦了載漪，就可以使好些人免罪。現在，”他看著名單說:“我宣佈各國據調查所得，認為應加以懲罰的禍首人名。”唸的當然是英文，但姓名用拼音，而且念得較慢，所以李鴻章與奕劻都能聽得明白，第一名自然是載漪，接下來是董福祥、載勳、載瀾、英年、剛毅、趙舒翹、毓賢、李秉衡、啟秀、徐承煜，這十一個人，除已死者應追革官職，撤消卹典以外，還活著的皆應處死，以謝天下各國。

奕劻與李鴻章一聽翻譯講完，不約而同地說了一句:“豈有此理！”然後小聲商量了一下，決定由李鴻章發言辯駁。

“前幾天聽各位談過罪魁，並沒有啟尚書、徐侍郎的名字，今天為什麼又忽然把這兩個人加進去？這是什麼意思？”李鴻章原以為先抓住了一個明顯的錯處，堵住了對方的嘴，造成先聲奪人的氣勢，下面的話就好說了。誰知翻譯未“我前天到賢良寺奉謁，談起徐侍郎，蒙貴大臣坦誠相告，這樣的人，中國不辦，各國只好代辦。至於啟尚書的罪狀，本公使已作調查，亦有實據。”李鴻章沒有想到捱了一悶，憤憤說道:“我不過隨便一句話，你怎麼可以據以入罪？”薩爾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壽太郎便接著發言:“條款內原有‘後指出’，仍應懲辦的規定。這兩個人經過確實調查，不能不認定他們是禍首。啟秀以軍機大臣兼總理大臣，曾經說過:‘洋人可以殺盡。’而且有運用他的權力，縱庇拳匪的事實。至於徐承煜，凡是他父親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於他在暗中指使，與洋人勢不兩立。所殺害的忠臣，都是他監斬，也都是他的預謀。如果兩位全權大臣不信，我可以書面列舉證據。”於是李鴻章再回頭從原則辯起，他說:“條款上原說‘分別輕重，盡法嚴懲’，如今一概要求處死，未免矛盾。”

“處死就是盡法嚴懲中最輕的。”小村壽太郎這話似乎強詞奪理，而細細想去，竟無以為駁。因為處死如定為“斬立決”則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還有，如凌遲、如處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處死，家人亦連帶判刑等等。

這樣又只好個別涉了“端王是懿親，礙難加刑。”李鴻章說:“現在朝廷打算將他發遣到新疆監，永不釋回，這就等於死罪了。”於是各國公使略略商量，由薩道義答話:“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處分？”

“何謂假死罪。”

“‘斬監候’。”薩道義說:“監一、二年以後，再發往新疆。”

“這可以考慮。”

“莊王、董福祥窮兇極惡，非殺不可！”李鴻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時不妨犧牲載勳。至於董福祥一時不能嚴辦的苦衷，各國公使早有諒解。因此，李鴻章表示，莊王載勳將由西安降旨，賜令自盡，這一重公案便算了結了。

還有八個人，各國公使堅持原議，不論生死均應以斬決的罪名處置。李鴻章逐一分辯，除去毓賢以外，其餘均宜貸其一死，而各國公使只同意載瀾可比照載漪的例子辦理，此外別無讓步。結論是各國公使自行會商，另有照會提出。

散會之前，德國公使穆默面凝重地站起來說:“象這樣一件重大的糾紛，禍首隻殺兩個人，各國決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況看，和局難成，八國聯軍亦決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這個警告，當天就電奏西安，很快地來了回電:“懲辦禍首，辯論數月，和約大綱第二款內，載有‘分別輕重’之說，今忽改均應論死，是原定條約，不足為憑，實屬自相矛盾之至！至‘後’二字，前據電奏，難以劃清界限，但必須實有按據，方可懲辦，今又指出啟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無實據。似此有意刁難，是何意見？”兩全權大臣看罷電文，都是臉陰沉，默無一語。好久，奕劻才說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軍機的手筆？”此時在西安的軍機大臣，以榮祿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個是鹿傳霖，他是榮祿的岳父靈桂的門生，當陝西巡撫時，榮祿外調為西安將軍，頗加結納，以此雙重淵源，為榮祿保薦，剛入軍機。至於趙舒翹，由於是禍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閉門侍母，已不到軍機上“行走”所以榮祿在政府中不但當家，實際上是一把抓，而他是決不會打此官腔的。

“哼！”李鴻章冷笑一聲說:“我算算應該到打官腔的時候了！”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話。只關照李鴻章儘快與幕友商議，如何挽回天聽？希望在年內能有結果。

“過年還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們的年，已經過過了！”李鴻章將那份電報使勁搖晃著“想起來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沒事了，就該她發狠了！”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禍上身，如今已可確定，追究責任至懿親而止，不會波及深宮。一旦置身事外，態度便自不同。李鴻章可以斷定，電報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騷。

“咱們也別想過年了。不過，行在不是這麼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諭，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應嗎？”李鴻章看著他的幕友說:“無論如何得想個法子，在年內有個確實的了結。”李鴻章的幕友很多，此時陪坐的，卻只三個人，一個是楊士驤，另一個也姓楊，就是戊戌政變中很賣過一番氣力的楊崇伊。上年外放為陝西漢中府，這是個“衝、繁、疲、難”的要缺，本來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狹，端方由臬司調補藩司，成了他的頂頭上司。端方當京官時，與名士多所往還，而楊崇伊則專門跟名士作對，文廷式就在他手裡栽得好慘。度量不寬，而又好用權術、喜作威福的端方，為故修怨，常找楊崇伊的麻煩，已有不能安於位之勢。正好李鴻章調補直督，進京議和，誼屬至親，拜託“老姻長”電調入幕，擺脫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個叫徐賡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廣東當地方官，是個強項令，跟洋人辦涉，不亢不卑，毫無假借，因而李鴻章特為將他從廣東帶進京，頗為倚重。

徐賡陛善於折獄，在廣東的傳聞很多，問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計。此際看兩楊相顧不言，便慢地說道:“局面搞成這個樣子，真該參中堂一本！”此言一出，二楊變，李鴻章臉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說:“局面搞成這個樣子，我應該擔什麼責任，請教！你知道的，我這幾年很虛心，只要說對了，我一定認錯！”

“中堂莫認真！”徐賡陛笑道:“聊為驚人之語，破悶而已。”

“次舟也是！”楊崇伊埋怨他說:“這個時候還開玩笑！”

“倒也不是開玩笑。”徐賡陛正說道:“若要年內能結這重公案，非用條苦計不可。倘有人參中堂因循誤國，封奏一達御前，老太后總不忍心讓中堂替她代過吧？”

“好！”李鴻章立刻就明白了，參他“因循誤國”實在就是指責慈禧太后，這樣旁敲側擊，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實在是個好辦法。

楊士驤也明白了“我看這樣，給端陶齋一個密電，請他託一位都老爺放一炮。”李鴻章點點頭“可以！”他說:“一客不煩二主，索就請次舟擬個稿子。”徐賡陛的筆下很來得，聞言拈筆，一揮而就，內容是託端方代為請一位奏劾李鴻章，道是和議數月，開議兩次，只為洋人要辦罪魁，而李鴻章壅於上聞，不以實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議成為何。帝都蒙塵，宗廟不安，實有誤國之罪。

這些話罵的是誰，慈禧太后當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廟這頂大帽子，更可以壓倒她。所以這封電報一發，李鴻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無電旨，而十一國公使聯銜的照會，已經送到，除了照口頭上提出的辦法懲治禍首以外，並要求派員監視行刑。緊接著又有第二個照會，要求將徐用儀、許景澄、袁昶、聯元、立山等五大臣，開復原官，以示昭雪。

這兩件照會，當然亦是即時電奏西安，而覆電除了五大臣開復原官，可以曲從外，其餘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賡陛的那條苦計，行而不效，還是尚未到見效的時候？而時不我待，灶王爺已經“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卻猶未能“保平安”李鴻章只好耐心等一兩天，再作道理。

那條苦計似乎見效了。十二月二十五，西安有一道上諭，第三次懲治禍首，載勳賜死，載漪、載瀾發往新疆，永遠監，先行派員看管；毓賢即行正法；剛毅追奪原官；董福祥革職降調；英年、趙舒翹斬監候；徐桐、李秉衡革職，撤消卹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諭:“啟秀、徐承煜即行革職，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鴻章即行奏明，從嚴懲辦。”慈禧太后讓步了，讓得不多，原意討價還價，尚有磋商的餘地。誰知各國的觀，異常惡劣，認為第一、載漪、載瀾二人，已經說明白予以“假死罪”而連這一點名義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認，足見並無悔禍之意；第二、英年出過懸賞殺洋人的佈告，趙舒翹助剛毅縱容拳匪，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而定罪為“斬監候”明明有貸其一死之意，對各國是一種欺騙。

於是，英國公使薩道義派參贊面告李鴻章:“戴漪、載瀾改假死罪，已經從寬，如果中國政府仍舊庇護，禍將及身。”嚴重的警告以外，還有驚人的舉動，年三十上午德國公使穆默特訪李鴻章，一見面就說:“剛才我從瓦德西將軍那裡來，他已經下了命令，在中國新年的正月初五，親自帶隊出京。”李鴻章大驚失，急急問道:“瓦帥帶隊到那裡？”

“我知道。不過軍事機密，我不能洩。”穆默又說:“明天各國公使會議，草擬你們第三次懲治禍首的照會。不過，會議是形式，實質上並無變化。前次照會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國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