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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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義一出身於本陸軍最大派系的長州，原為陸軍大將，退役後加入本最大的政黨政友會。當政友會總裁橫田病歿後，公推田中繼任；但政友會的實權，握在一個與軍部有密切關係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選後，他公然表示:“此後閣下居黨魁之名，我任黨務之實。”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組閣後，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擔任外務省次官，掌握對華外政策。田中內閣的使命有二:一是謀求金融恐慌的緊急對策；二是改變對華政策。本的軍閥，一直認為政府的對華政策太軟弱，如要轉變，當然是轉往強硬方面。

於是，在一個多月以後，正當國民革命軍，將直魯聯軍攆回山東，安徽、河南方面著著進展之際，田中派出第十師團兩千人，藉口保僑侵入山東，接著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東京外相官邸，召集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瀋陽總領事吉田茂，以及陸海軍及參謀本部首腦舉行了五次“東方會議”此會實際上由森恪一手主持，會中通過了他所提出的四點建議，作為“對華政策綱領”:第一、田中內閣為保護在華利益，不論在中國本部，或滿蒙均應出兵；第二、東三省、內蒙古為本國防安全線、各該地的治安秩序，本必須確保；第三、東三省本地人的政權，如能保障本的特殊利益，本應予支持；第四、國民政府如變更東北政治組織，本應不惜滿蒙與中國分離，另行製造傀儡政權。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將此“對華政策綱領”上奏於繼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時積極展開在中國爭取特殊利益的活動。

十月間，田中派新任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及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到達北京，通過楊宇霆的關係，向張作霖提出包辦“滿蒙新五路”的要求。這五條鐵路是:敦化至圖門江的敦圖路；長至大連的長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眺甫至索倫的洮索路。其中敦圖路對於本由長經大連至大皈的航路，有節省三十五小時行程的重大軍事、經濟價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於楊宇霆的全力幹旋，張作霖對於締結“奉政治經濟同盟”以及五路地價一千萬金先付五百萬這兩個條件，已有應允之意。但談到訂立文件卻觸了礁；張作霖識字不多，也會寫自己的名字，但本人如果要他簽署什麼文件，他會故意發怒，指責對方，明知他不認識字，故意要出他的醜。其實是避免有筆跡落，成為把柄。這時楊宇霆就會出來轉圓，說一句:“大帥說了算！”事實上是不是說了算呢？他對朋友與部下，確是如此；但對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個人吃小虧，當然會守諾言；但如遇到喪權辱國的事，他就不承認了。話當然是說過的，但只是到無法時的緩兵之計；到要他履行承諾時，再由楊宇霆設法來搪。

不過山本條太郎，這回著急的倒不是怕張作霖不肯簽約，因為他現在是軍政府的領袖，將來可以由軍政府與本政府簽訂正式文書，張作霖是無法以不識字來推託的；他著急的是，森烙在他所主持的大連會議中，不知道田中另有計劃，因而決定採取急進的手段。山本條太郎怕功敗垂成，急急趕到東京，說知原委；森格承諾，暫緩行動，但本軍部並不知道這件事。

山本條太郎從十一月回到北京後，繼續涉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國十七年的二月間，條件大致就緒；地價五百萬元，由奉天以興築吉會路最後一段，也就是敦圖路為由，為滿鐵借款五百萬元的方式來支付。

但其時中國的局勢，正在醞釀大的變化，國民革命軍的積極籌劃北伐，張作霖亦金調兵遣將，分頭防禦。同時國民政府代理外部長郭泰棋，正式發表聲明，不承認向滿鐵借款一事。由於這兩個原因，新五路籤約之事，便擱了下來。

本軍閥，當然不願見國民革命軍順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計劃，便是在革命軍北伐途中，攔截斷，當革命軍於四月間在津浦線發動猛攻，直魯聯軍望風而潰時，駐濟南的本武官酒井隆，及領事藤井，以保僑為名，連電東京增兵，於是四月十九，本派出第六師團五千人，指揮官福田彥助奉到的命令，是駐紮青島，是一種示威質。哪知酒井隆蓄意要製造事端，拔福田移兵濟南。而其時第二集團軍孫良誠已抵達濟南，直魯聯軍業已撤退，革命軍變成與軍形成對峙之勢。

於是，包藏禍心的酒井隆，命本特務機關，在中對峙中間開槍，引起雙方誤會，以致發生衝突。中國的軍隊及官員備受屈辱，但蔣介石悉本的陰謀，在阻撓北伐；所以在忍辱負重的原則下，採取了出敵不意的戰略，繞過濟南，直指北京，三個集團軍，全面猛撲，張作霖的大勢去矣。

本知道奉張的政權，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機會，稍縱即逝，因此滿鐵代表江藤豐三，於五月十二趕到北京，籤五路協定。通部長也是楊宇霆心腹的常蔭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長劉景山則臨時辭職，為的是不願意作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豐三豈肯幹休，拉了楊宇霆向“大元帥”坐。以不準奉軍通過南滿路相威脅，張作霖無奈，只好命航政司長趙鎮兼次長，再兼代部務的名義，於五月十三深夜到部，在“敦圖”、“長大”兩路包辦合同上，蓋用了通部的大印。

但這份合同，頗有暇疵，第一，命趙鎮兼代部務的生效期是五月十五；第二，簽約期的五月十三是星期，因而提出要求，更改為五月十五。

但田中對張作霖的迫，還不止此；五月十七那天，芳澤謙吉去看張作霖，提出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張作霖全師撤出關外，否則戰敗時，軍將在山海關一帶，解除奉軍的武裝。

第二天，本向中國南北政府，及歐美列強，發出一件“黨書”略謂如果動亂波及滿蒙，本即將在該地採取維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著，東京參謀本部，下令秘密動員，命駐屯滿洲各地部隊，以及由濟南撤至大連的“外山旅團”向奉天移動；並派勁旅在錦州、山海關、熱河朝陽等地，擔任奉軍警戒。關東軍司令部亦移入瀋陽。所謂“擔任奉軍警戒”實際上便是佔領上述各重要地點。預定五月甘二發佈東京大本營的“奉敕命令”、當‮夜午‬開始行動。

結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美國仗義執言，認為東三省的主權，屬於中國政府，本此舉“未免大膽”美國國務院要求本在實際行動以前，須告知美國。因此本外務省邀集陸海軍有關部門會商對策，代表外務省的森俗及陸軍都主張按照原定計劃進行，但海軍極力反對。最後取決於首相田中，他在別莊的遊廊中，徹夜沉思，終於作了保留奉張地位的決定。關東軍大失望。

其時在奉軍看，情勢已經非常明顯，一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計中的第一計，退保關外。但棘手的是直魯聯軍，張宗昌已拉著隊伍，退到灤河以東，白崇禧指揮的革命軍，亦已追到，隔灤河而對峙，白崇禧要求張宗昌投降遭拒絕後，準備渡河追擊，這樣且戰且走，就會把戰火帶到山海關外。因此張學良電請革命軍暫勿渡河，由他負責來解除直魯聯軍的武裝。白崇禧同意了。

由於有張學良、楊宇霆負責善後，張作霖決定儘快退回關外。話雖如此，他走得還是很從容，電召在保定的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在大元帥府舉行入關以後最後的一次軍事會議，發出前線總退卻的命令後，隨即邀請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臨時維持北京治安的辦法。

原來此時的局勢，非常複雜，也非常微妙，張作霖雖有意退讓，但本軍閥卻正在想盡花招，阻止革命軍進入北京，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新井，邀集各國駐軍司令，舉行聯席會議，提議劃天津周圍二十里為“聯軍警備區”不許華軍侵入；但英美等國司令，都認為應以防守租界為限。及至得悉張作霖決定一總退卻”時，又提議由各國聯軍分別把守北京各城門，不準任何軍隊進入；這完全是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北京的辦法，侵略的形跡，更為明顯，自然越發不能為各國駐軍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軍因應的措施，頗為謹慎，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在徐州、石家莊等地會晤後，一致同意由本軍閥及政府並無任何重大沖突的閻錫山接收北京，以期減少軍的敵意。於是閻錫山釋放以前扣留的奉軍高級將領於珍，賦與他一項與張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辦法，終於達成了協議。

當然在這一個龍蛇混雜的時期，總還有人打著乘機崛起的如意算盤，其中最熱衷的兩個人，都住在天津租界，一個是齊燮元，向革命軍輸誠，希望收編孫傳芳及直魯聯軍的殘部，成立第五集團軍；一個是段祺瑞，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度密訪芳澤謙吉，希望在此政權將成真空之際，由軍保護他到北京組織臨時政府。當然，這是妄想。

六月一，張作霖在居仁堂以茶會招待外使節團話別；接著又傳見北京商會會長，表示他即將離開北京，政務國務院代行，北京的秩序，請王士珍負責。各國使節及北京商會會長，提出同樣的要求，希望張作霖派他的衛隊鮑毓麟旅，暫駐北京，維持治安。使節團並且提出保證，鮑旅將來可以安全退出關外。張作霖也同意了。

本自然不甘心他們的種種陰謀落空，因此芳澤謙吉奉令作最後的掙扎。原來自森烙主持的大連會議結束後，即由芳澤代表本向張作霖提出一份“滿蒙黨書”除了新五路問題以外，另外還提出四項要求:第一，所有東三省境內中國鐵路與本利益相牴觸者，一律不許建築；第二，方有權開發東北礦產及建立大型鐵廠；第三，由奉方委託本銀團代為整理奉票；第四，僑在東北與本地人雜居。

張作霖對這項“覺書”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願明顯拒絕，以致引起嚴重衝突。因此，仍舊使出與楊宇霆合作慣了的“太極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涉過程中，消息外洩，以致東北各地展開了風起雲湧的反。張作霖一方面利用此種情勢，作為拖延對涉的藉口；一方面撤換了對態度強硬的奉天省長莫德惠，代之以較為緩和的劉尚清來敷衍本。

敷衍拖延到張作霖正式宣佈自我解除政權，便到了圖窮而匕首見的子，所以勞澤在居仁堂的茶會以後，秘密拜訪張作霖，勸他接受“滿蒙覺書”中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但如接受，則本可以保護他由大連返回瀋陽。張作霖一口拒絕，態度非常堅定。不管芳澤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脅，他仍是那句話:“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等芳澤黯然而去以後，張作霖立即召集親信密商，大家都認為芳澤所說由大連回瀋陽，是坐南滿鐵路的火車；這是否意味著京奉路會出問題呢？於是分別電詢負責北京至山海關警戒責任的第五方面軍團軍團長張作相，及作為看守後方的第六方面軍團軍團長吳俊升，有何情況。

張作相及吳俊升相繼電覆，保證北京至山海關及山海關至瀋陽的安全；張作霖決定仍循京奉路出關。雖然也有人建議，坐汽車取道古北口出關，但這條路坎坷險峻，不但顛簸之苦，難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傾覆之虞，並不安全，因此，說過也就算了。

不過，為了防備萬一起見，決定了兩項行車的原則，第一，起程期及時間保密；第二，行車途中，或快或慢，機動調度。專車是早就預備好的，一共兩列，停在前門東站，都在升火待發的狀態之下，六月二傍晚，京奉路局接到電話通知，專車要出發了。七點多鐘人到了，但不是張作霖，而是當家的“五夫人”張作霖是在半夜一點鐘，已是六月三了，方始乘車離開順承王府，十分鐘後便已到達前門東站，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等著在送行。一時十五分開車，專車共十八輛，同行人員有北洋政府“送終內閣”的總理潘復、莫德惠、劉哲、於國翰，以及本顧問町野武馬、嵯峨誠世。

清晨到達天津，潘復及町野武馬下車，而上車的是楊宇霆的心腹，總管東北通的常蔭槐。當天下午車到山海關；在瀋陽的吳俊升，特地趕來接，列車經過重組，張作霖的座車改在第四輛。

吳俊升雖是山東歷城人，但在張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兩人的情特厚；郭松齡倒戈，兵迫瀋陽時，吳俊升的黑龍江騎兵，星夜急馳，及時趕到，活捉了“郭鬼子”更是奇功一件。從張作霖進京以後，他們有半年多未見了；從訂以來，從未有這麼長的子的睽隔，所以一見了面，親熱異常，吳俊升一直在張作霖的車廂中，大煙、聊天，還來了一場牌九，在這歡然敘舊，渾不覺漫漫長夜的氣氛中，他們怎麼樣也想不到，離鬼門關是越來越近了。

暗殺張作霖的陰謀，是軍部的主張；甚至可說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的主張，本政府及田中義一，事前絲毫不知。

這個陰謀的策劃及執行者，是第九師團司令部附員陸軍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岡派駐哈爾濱的武官竹下義晴，赴北京執行，但河本大作認為北京耳目眾多，暗殺的責任不易掩飾，因而建議改在張作霖回奉天途中實行，同時這件事也就歸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點問題，初步選定在巨河的鐵橋上，但以中國的軍警監視甚嚴，頗難下手；幾經研究，終於找到一個相當理想的地點。

這個地點是瀋陽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東西向，南滿路南北向，兩路會的十字路口，便在皇姑屯。南滿路是架設吊橋，京奉路便在吊橋之下穿過。行動計劃的第一步是派爆破專家的工兵隊長菅野，花了六個小時，在吊橋下面裝上兩百磅黃炸藥的藥包，通以電，由那裡的獨立守備隊東宮大尉下手。

偵察行車時刻，亦有專人，是兩名武官建川美次與竹下義晴；此外在山海關、錦州、新民等地都派有密探，所以張作霖的專車，雖說時快時慢，行蹤彷彿難以捉摸，事實上在河本是能夠充分掌握的。

另一方面為了嫁禍起見，由河本所派的人安達理盛，找到一個失業軍人劉戴明，此人是吉林督軍孟思遠的舊部，孟恩遠在民國八年為張作霖所驅逐，劉戴明既然能為故主復仇，又有兩萬元金的獎賞可得，所以在安達來找他時，一拍即合，先收定金一千元，餘數事成以後補足。

於是劉戴明到三個毒的乞兒，在六月三晚上，讓他們過足了癮，帶到一家澡塘子洗澡換衣服，其中一個頗為機警，在澡塘子中溜走；另外兩個於深夜帶到吊橋附近，用刺刀刺殺，棄屍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