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心靈獨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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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趙至年十二，與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早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曰:“自傷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古人確實比現代人高尚得多。趙至之孝，豈是今天的小皇帝們所能比擬的？兩種思路:孽子會反問:“爸媽為什麼要生我？為什麼不給我選擇的權利？”孝子則說:“恨不得割塊煮給父母大人吃。”孝與不孝不是我關注的重點。我關注的是:書與權力的關係。書是磚頭，搭成通向權力的橋樑。

“遇”是夢想，遇到了伯樂便可雞犬升天。我們難道該全盤認同這樣的知識傳統嗎？——就好象明明知道女有愛滋病，也要義無反顧地與她？

便是我也要焚書了。

殷海光說“雖然，梁啟超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黴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一位魯迅研究專家對我說，魯迅先生逝世60多年後，我們卻還只有魯迅可談，這是我們的悲哀。

天公能不能重抖擻呢？我搖搖頭。

東方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國學術經典文庫”善莫大焉。其中，有一冊為蔣廷敝所著《中國近代史大綱》。在出版說明中說:“原書中的個別觀點、提法，不盡恰當。最後一節‘蔣總裁貫徹總理遺教’，所論有關公允，故刪去，其它一切依舊。”我最痛恨妄自充當法官的編輯。編輯就是編輯，法官就是法官，編輯充當法官，要壞大事的。你有什麼權力下別人的論斷“不公允”的論斷？你這論斷難道就公允嗎？即使你認為作者的論斷不公允，你也該保持原樣，讓讀者自己來判斷。不管三七二十一，揮刀閹割別人的思想，這種卑劣行為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

我有許多朋友在當編輯，我深知編輯的苦衷。但面對上面兩句似乎自以為是的“說明”我依然怒火萬丈。我的目標，不是編輯“這一個”而是閹割自我與閹割他人的文化行為，以及迫使文化人這樣做的意識形態的無形之力量。

河北省清河縣武家村人據《陽穀縣志》和明代修立的《武氏家譜》記載，認為武大郎其實是個身材魁偉、愛民如子的父母官，潘金蓮則是位賢良母，兩人相親相愛，白頭到老，還生下四個兒子。他們提出“還武大郎、潘金蓮真面目”的口號。

這則消息堂堂正正地登在一家層次頗高的報紙上，我很是為武大郎的後代們惋惜，可惜施耐庵與蘭陵笑笑生早就死了，否則告他們一個“誹謗罪”一定是一筆飛來的橫財。此武大郎與彼武大郎、此潘金蓮與彼潘金蓮必須像鏡子與鏡中人一樣，要麼你別寫！

法國女作家杜拉斯說過“面對文學，我到慚愧萬分。”而武家村的人們則深信:文學面對我們考據出來的真理，將慚愧萬分。

《讀書》益形成一種文體，一種讓普通人不讀書的文體。著名或不著名的學者們，玩一串串的專業術語，猶如千手觀音一般，讓人眼花繚亂。其間時不時還夾一些外語單詞。美國人愛吃漢堡，麵包中間夾上牛和蔬菜，跟中國餡餅一樣，確實很好吃。但在中文中間夾外文，卻做不成漢堡或餡餅。

魯迅在《徘文秘訣》中寫道“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源隴，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瞭然才好。這時候就用得著《爾雅》，《文選》了，其實是隻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椒播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誌k投稿。”半個世紀以後，有沒有什麼進化呢？

現在，由“古氣”搖身一變而成“洋氣”——一個個嚴然是中國的海德格爾、哈貝馬斯了。骨子裡還是那一套老戲法，不過是馬戲與猴戲的差別罷了。奉勸青年朋友，不要看花了眼，看軟了膝蓋。我們的見解，不知比這些“學者”要高明多少！

北大的學生社團中，愛心社、希望工程支持會一類的越來越多。三角地的海報，常見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為山區孩子捐衣服”、“救救母親——為某同學無錢治病的母親捐款”等等。也曾動過幾次，捐助過幾次。後來，也就麻木了。倒不是麻木，而是因為思考的緣故——一思考，便壞事了。我想，大學畢竟跟福利機構有所不同，大學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學裡的大學生於一些社區的服務是理所當然的，但一有什麼“疑難雜症”便拉到大學裡來，就好像看病找錯科室一樣。當這些活動是為了營造“校園神文明建設”的新聞效應的時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頻頻讓沒有收入的大學生捐款，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這個社會有多麼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話來說:沒有愛心是萬萬不能的，但是愛心也不是萬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學生都有一顆佛祖的仁慈之心，這個社會也不見得能進步多少。

“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糊幾個單純的孩子。

梁泰辰仁《東園筆錄》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有盜入某令家，刃脅之:“吾與法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不必殺人；汝之盜，常殺人以得其財，與吾孰賢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為之，徒以貧故，不得已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較汝所為，曾未及半，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今獨取汝盜，吾可以歸裡買田，佝佝為善人，不猶勝法之終身為盜乎！”攜其窟千金徑去。某令大懼，不敢洩其事。

莊子早就說過:“竊國老侯，竊鉤者誅。’”故事中的強盜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個世事明的智者。所謂名教世界，無非是給那些終身為盜者“正名”而已。說什麼文忠公、文正公，戴什麼紫金冠、白玉佩，寫什麼策對文、詩詞賦，統統掩蓋不了“大盜”的真面目。

“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不過是貪酷的匹夫；乾嘉學派宗師的王先謙，不過是頑劣的庸人。這些“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的傢伙，居然成了中國歷史的主角，那麼中國歷史比《水滸傳》還要糟糕得多。

近來，從報上時不時讀到類似的報道，小偷將某某官員家中財物洗劫一番，而官員不敢報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將官員牽扯其中，順藤摸瓜，最後挖出一個大貪汙犯來。我想，反貪局是無甚大用的，不如招安～幫神偷組成一個反貪組織，所到之處哪個貪官不落入法網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說，但中國還是不免為夷所制；我的“以盜制盜”之說，說不定真能解決雷聲大、雨點小的反腐敗問題呢！

胡適的步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歷史教科書中被歸入“反動文章”之列。教科書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雖然並沒有看過原文。

有一次，找來原文一看，方有觸目驚心之，要是這些年來我們照著這篇“反動文章”所說的去做，也就不至於悲劇接二連三地發生、使鮮血浸透20世紀的史書了。適之先生分三個層次分析“主義”之害:“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真理被貶為狗屎，豈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適還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主義的墮落，實際上是談主義的人的墮落。我近來研究汪偽史，發現汪偽政權的重要人物，原來大半曾是談“社會主義”頭頭是道的熱血青年。周佛海、陳公博、丁默哪…當年哪個不是“主義”虔誠的信徒呢？最後落水當了漢。

1931年“紅”恐怖籠罩閩西地區。2月對，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二十號通告。通告指示:“在整個反動政黨——國際社會民主黨沒有全盤破獲以前，各級政府應集中火力進行這一肅反工作。”該區先後捕獲原紅軍一oo團政委林梅汀為首的“社黨分子”60多人，許多人被即時槍殺。閩西紅軍連以上、地方區以上幹部被殺者佔十之八九，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和候補執委，被殺者佔半數以上。中共中央要求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這就是“主義”殺人。

“紅恐怖”一點也不亞於“白恐怖”同志殺同志的效率，往往比敵人殺同志要高得多。

早在30年代，陶行知就在《中華民族之出路與中國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後，主要是由於人多，科學木發達，社會不平等。減少人口是中華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國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國現代教育者之最大責任是:教人少生孩96子，教人創造富的社會，教人建設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舉了人口數與生活狀態的關係之後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線或創造線（每戶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窮困而埋沒，沒有餘暇研究高深學問，以發現更有效之生產技術而創造更富裕的社會。

誰忽視真理，誰就要受到真理的懲罰。當我們在茫茫人海中掙扎時，陶行知先生的話才顯示出應有的份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傷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蟻之國。貧困與骯髒、環境惡化與生態失衡，將長久地困擾著我們。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說的一段話:“凡物多則生患。天下之患，生於多者十，而外夷不與焉。土多而不敬，宮多而不擇，民多而無業。土多而不知理，法多而無所守，說多而無所從。取多而無度，用多而不節，兵多而不可用，盜多而不能解。”看來“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惡”為鼓舞軍人士氣，俄軍方最近延請《花花公子》“玩伴”達娜·博利索娃主持軍事電視節目。一時間，這位身著三點式、腿跨坦克、手執衝鋒槍的美女成為俄國軍人的偶像。

俄國人總算明白了，軍入首先是“入”所以，一名美女的召力勝過千萬名政治指導員。僅有“愛國主義”是遠遠不夠。而這一點，美國早就明白了，二戰時候他們便推出瑪麗蓮·夢作為軍中女神，果然令士氣大振、所向無敵。

俄國人充當了70年意識形態的玩偶後，終於也學會過“人”的生活了。我們呢？

清末陳康棋《卿潛紀聞》記載了一名“老吏”的心聲。自言做官叨年，遊歷九行省.概論立前夫省古。歸，口若翻瀾，曰云:“當時知府、知縣，幸不甚富民，噬弱戶，索土產，興陋規，百姓更不堪命。幸不常巡；巡則攪驛道，抗夫馬，斥供張，勒饋堪命，仍若百姓耳。”知縣不知，巡撫不巡，總統不統，總理不理，這種情形在民主體制下是民眾的不幸，在專制體制下卻成了民眾的大幸。聽說過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貪汙被捕，搜出家財萬貫.可比吉之和砷。該地百姓不僅沒有載歌載舞，鳴鑼放炮，反倒如喪考批有大禍臨頭之。怪哉，水蛙人血也要將其拍死，此它吊之害千百倍於水蛙，人們為何戀戀不捨？也是一老吏說出了真相當地人好不容易養肥了這名官員，他大腹便便.講一來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現在重新派來一飢腸轆轆者，又將像蝗蟲一樣吃個雞犬不留。兩相比較取其輕，當然要懷念事敗的官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