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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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顧是天沒大亮時出去打水的,到了天大亮,他仍然沒回來。
法比·阿多那多來到地下室,問趙玉墨她是否把去水塘的路線跟阿顧講清楚了。趙玉墨確信她講清楚了,並且阿顧說他知道那口小水塘,是個大戶人家祠堂裡的水塘,供那大戶人家夏天養蓮。
法比說:“那阿顧去了三個多鐘頭了,還沒回來!”法比從兩件袍子裡挑了一件稍微新一些的換上,又用巾擦了擦臉。他要去找阿顧,萬一
本人麻煩上了阿顧,他希望自己這副行頭能助他一點威風。不找阿顧是不行的,連擔水的人都沒有,像陳喬治這樣的年輕男子,一律被
本人當中國戰俘拉走槍斃,或者砍頭,據最後兩個撤出南京的美國記者說,
本兵把砍下的中國人腦袋當獎盃排列照相,在
本國土上炫耀。
法比按趙玉墨講的路線沿著門口的小街往北走,到了第二個巷子,進去,一直穿到頭。街上景觀跟他上次見到的相比,又是一個樣子,更多的牆黑了,一些房子消失了,七八隻狗忙忙顛顛地從他身邊跑過。狗在這四天上了膘,皮油亮。法比凡是看到一群狗聚集的地方就調開視線,那裡準是化整為零的一具屍首。
法比右手拎著一隻鉛桶,隨時準備用它往狗身上掄。吃屍體吃瘋了的狗們一旦變了狗
,改吃活人,這個鉛桶可以護身。從巷子穿出,他看見一片倒塌的青磚牆,是一片老牆。斷牆那邊,一注池水在早上八點的天光中閃亮。池塘邊阿顧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也許阿顧碰到了什麼好運,丟下蒼老的英格曼神父和他自己菲薄的薪水離去了。也可能阿顧被當成苦力被
本人徵到埋屍隊去了。屍體時時增多,處理屍體的勞務也得跟著增長才行。
池塘裡漂著枯蓮葉。這是多來法比看見的最寧靜和平的畫面,他將鉛桶扔進塘中,打起大半桶水,沿來路回去。這點水對於教堂幾十口人來說,是杯水車薪,必須用英格曼的老寶貝福特運水。
法比回到教堂,將福特的後排座拆出去,把教堂裡所有的桶、盆、大鍋都蒐集起來,到車上。第一車水運回來,陳喬治煮了一大鍋稀粥,每人發了一碗粥和一小碟氣味如抹布、口
如糟粕的醃菜,但所有人都覺得是難得的美味。
地下室裡的女人們和女學生們已經好幾天不漱不洗,這時都一人端一杯水蹲到屋簷下的陰溝邊,先用手絹蘸了杯子裡的水洗臉,再用剩的水漱口刷牙。
玉墨用她的一髮帶沾上水,細細地擦著耳後、脖
,那一點點水,她捨不得用手絹去蘸,她解開領口的紐扣,把剮用水
過的綠髮帶伸到上半部
口,無意間發現法比正呆呆地看著她,她小臂上頓時起了一層雞皮疙瘩。某種病懨懨的情愫在她和法比之間曲曲扭扭地生長,如同一
不知
植何處的藤,從石縫中頂了出來。
等法比第三次去那小池塘打水時,就發現了阿顧的去處。祠堂前面居然駐著一個連的本兵,是他們把阿顧打死的。法比斷定出這樣一個始末,阿顧擔著兩個水桶走到池塘邊,正好碰見幾個
本兵需要他的水桶,阿顧不懂他們叫喚什麼,
本兵覺得讓這個中國人懂他們的意思太費勁,就一槍結果了阿顧。中了彈的阿顧懵頭懵腦地逃跑,卻是在往池塘中心跑,追上來的第二顆子彈使阿顧沉進水裡。
那口池塘實在太淺了,法比運了三趟水,紮在淤泥裡的阿顧就出了水面。法比趟著沒膝的泥汙,把阿顧往岸上拖,拖著拖著,法比
覺到自己有了觀眾:十多個
本兵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他身後,十幾個槍口都對準他。但法比的臉一轉過去,槍口便一個挨一個地垂下去。法比的白種人面孔使他得到了跟阿顧不同的待遇。
這一次法比的車沒有裝水,裝回了阿顧。黑瘦子阿顧被泡成了白胖子,英格曼神父簡單地給了阿顧一個葬禮,將他埋在後院墓地。
女學生們這下知道,這兩天喝的是泡阿顧的水,洗用的也是泡阿顧的水,阿顧一聲不響泡在那水裡,陳喬治用那水煮了一鍋鍋粥和麵湯…
書娟到胃猛一動,兩腮一酸,一股清涼的
體從她嘴裡噴出。
她從閣樓上下來,想讓新鮮空氣平復一下噁心。
這時她看見地下室倉庫透氣孔前面站著幾個同學,是徐小愚、蘇莫,第三個叫劉安娜,安娜也是個孤兒。那天徐小愚向同學們出賣了書娟,書娟一直不痛快她,睡覺時用背朝著她。徐小愚可不缺密友,馬上就用劉安娜填了書娟的空。書娟猜出,徐小愚的父親假如此刻來接女兒,徐小愚會請求父親帶走劉安娜而不是她孟書娟。儘管這樣,書娟也鐵下心決不主動求和。
書娟發現女同學們在看什麼。從離地面兩尺多高的扁長的透氣孔看進地下倉庫,可以看到一個寬肩細的男子背影,雖然法比借給他的絨線衣嫌寬嫌長,但肩膀脖子還是撐得滿滿的。這是能把任何衣服都穿成軍服的男子。女學生們都知道二十九歲的少校叫戴濤,在上海抵擋
軍進攻時打過勝伏,差點把
軍一個旅趕進黃浦江,這段經歷是英格曼神父跟戴少校
談時打聽出來的。戴少校對撤離上海和放棄南京一肚子
火,並且也滿腦子不解。從上海沿線撤往南京時,按德國將軍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指導建築的若干鋼筋水泥工事連用都沒用一次,就落花
水地潰退到南京。假如國軍高層指揮官設計的大撤退是為了民生和保存軍隊實力,那麼由國際安全委員會在中、
雙方之間調停的三
休戰,容中方軍隊安全退出南京,把城市和平
到
方手中協議,為什麼又遭到蔣介石拒絕?結果就是中國軍隊既無誠意死守,也無誠意速撤,左右不是地亂了軍心。英格曼神父和戴濤少校在這樣的話題中有著共同興趣。
受傷的小兵王浦生被窯姐們套上了貂皮大衣,繃帶不夠用,換成了一條條花綢巾。本來就秀氣的男孩,經這麼打扮,幾乎是個女孩子,他靠在地鋪上,鋪邊坐著豆蔻,各人手裡拿著一把撲克牌,一本舊雜誌擱在兩人之間當牌桌。
從透氣孔看不清地下倉庫的全貌,誰挪進“西洋鏡”的畫面就看誰。現在過來的是趙玉墨,她低聲和戴少校談著什麼,沒人能聽見兩人的談話,無論我姨媽孟書娟怎樣緊繃起聽覺神經,也是白搭。她有些失望,戴少校對玉墨這種女人也會眉目傳情,令十三歲的書娟十分苦悶。
既然我姨媽書娟無法知道玉墨和戴濤的談話,我只好憑想象來填補這段空白。在本兵的屠殺大狂歡的縫隙中,一個名
和一個年輕得志的軍官能談的無非是這樣的話。
“頭一眼看到你,就有點面。”
“不會吧?你又不是南京人。”
“你也不是南京人吧?在上海住過?”
“嗯,生在蘇州,在上海住過七八年。”
“最近去過上海?”
“去過好幾回。”
“跟誰去的?有沒有跟軍人去過?就在今年七月?”
“七月底,正熱的時候。”
“一定是那個長官把你帶到空軍俱樂部去了,我常常到空軍俱樂部去混。”
“我哪裡記得?”玉墨笑起來,表示她記得牢靠得很,就是不能承認,那位長官的名聲和家庭和睦是很要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