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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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星期一早晨，一大早，裝有我的東西的兩隻箱子到了。傢俱搬運工把它們搬進昂熱拉的房子裡。運輸快得驚人。搬運工打開箱子，就收起他們的小費走了。昂熱拉非常動。

我們一起把所有的東西整理到昂熱拉為我騰出來的壁櫥裡，她一邊歡笑唱歌。她看到我收集的象時大為興奮。在她自己的收藏櫥上還有空位，昂熱拉將我的象安放在那兒。

“它們得錯開來放，你的和我的，”她說“因為它們現在全屬於我們了。咱們是一個家庭，咱們倆和咱們的象。”那隻西里西亞小馬在書架上也找到了一個位置。終於把一切都整理好了，昂熱拉突然迸出淚來，我嚇了一跳。

“什麼事？昂熱拉，親愛的，你怎麼了？”我把她貼在我身上。

“沒事兒…”

“你怎麼了？請你告訴我！”

“我…我只不過是太高興了。”她泣道“你終於真的來到我身邊了！”

“對。”我說，越過她的肩頭望出去，從平臺上眺望燈火照亮的海洋。

“終於真的到了你身邊。”50“您叫人打電話給我，赫爾曼夫人？”

“我寫完了。這兒就是。”鑽石伊爾德說。她跟平時一樣躺在她的洛可可上。今天她沒戴首飾，看上去筋疲力盡。這是星期一下午，很早。她指著邊的一疊紙。我坐下，非常仔細地閱讀鑽石伊爾德的招供，一個字一個字，一行又一行。她果然承認了一切，說出了地點、時間和姓名。她只是沒有說出那個受僱的職業殺手的名字。她似乎真的不認識他。基爾伍德死了，他不可能再講出來，薩岡塔也肯定拒絕了這麼做。

“滿意嗎？”伊爾德恨得牙癢癢地問。

“是的。”

“您索要的其它錢怎麼辦，那每月的特殊費用？您希望怎麼得到它？”

“這我還會通知您。”

“何時？”

“很快，赫爾曼夫人。”我說。

我拿著伊爾德的招供，坐車到了公證員查爾斯-黎貝勒處。我們將這些紙封進一隻大馬尼拉信封裡，隨後前往巴黎國家銀行，把信封存放進租用的保險櫃裡。然後我告別黎貝勒，穿過城市，直逛到十字架路。我在河濱大道上佇立了很長時間，看著遠方那兩艘航空母艦。我想，我現在並不比所有那些對赫爾曼之死負有責任的人好多少，但是我覺得，我做得符合邏輯，是正確的。我又看到了那個年輕畫家，他正在這裡展出他的畫作。他馬上也認出了我，非常禮貌地打招呼。我走向他，他告訴我，我帶給了他運氣。這期間他已經賣出了四幅畫。

“太好了。”我說。

他發覺我在眺望海，也跟著我眺望。

“這麼一艘航空母艦大得不可思議，對不？”

“對，”我說“真是大得不可思議。”51跟“保安警”相反“棕櫚海灘”賭場是一座現代化建築，寬寬的、長長的，房間很大。七月四晚，它的正面被燈光照耀著，一輛又一輛的車向大門口駛來。警方封鎖了“棕櫚海灘”前面的整個廣場。昂熱拉和我坐著克勞德-特拉博的勞斯萊斯趕來。賭場裡的服務員攙扶帕斯卡勒和昂熱拉下車。一個人將勞斯萊斯開到了停車場上。克勞德和我穿著白的晚禮服馬甲。帕斯卡勒穿著一身紫的晚禮服。昂熱拉則穿著那件橘黃的麥斯林紗的晚禮服，有許多鐘形的褶兒；那是她在胡安派恩斯的“老英格蘭”買的。她戴著我送給她的耳環和結婚戒指，還有一隻大鑽戒和一鑽石項鍊——這是她工作掙得的首飾。

一塊紅地毯一直鋪到門口。我們踩著它，走進“棕櫚海灘”長長的迴廊。左邊，一動不動地站著法國警察，身穿藍制服，白綁腿、白手套和白警帽。右側，同樣一動不動地站著一身白的美國水兵。燈光照向我們。閃光燈不停地閃爍，照相機咯嚓咯嚓地響。我們從那些一動不動的男人們中間穿過，穿過室內來到外面的大平臺上。這裡，最前面，挨著主席臺，是酒店老闆領著我們去的那張桌子。平臺一直伸到水面，臺子後面是大海，它在無數燈光下波光粼粼。兩木支架上安裝了電視攝像機。三名工作人員扛著小型攝像機在桌子之間穿來穿去。還有攝像師，肯定有二十幾個。

今天晚上在這裡聚會的是人們稱為藍海岸邊的社界的頭面人物。想到我坐在這個位置多麼不合適，而對於昂熱拉和我，我們坐在這裡又是多麼必要，在這裡，在許多非常富有的人們當中，在非常著名的人們和非常有權勢、非常美麗的人們當中，想到這裡我就頭暈。昂熱拉和特拉博夫婦把他們看到的一一告訴我:戛納和尼斯的市長，法國南部地區的政治家、許多部門的負責人、貴族、畫家、音樂家、科學家、企業家和銀行家——當然有泰奈多斯夫婦、法比安夫婦、薩岡塔納夫婦、澤貝格和託威爾。先後到達的還有很多法國和美國的高級軍官。婦女們穿著晚禮服，男人們穿著燕尾服，軍官們身穿制服，佩勳章。我在這裡看到的首飾，加在一起肯定價值有一億。

當我們被帶到我們的桌上時，在尋常的嘈雜聲中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間歇。我看到，很多人驚訝地朝我們望過來，就好像他們全都暫時屏住了呼似的。一位攝影師後退著，拍攝我們。我知道，這聽起來愚蠢和先入為主，但並不是先入為主，而是事實:今晚彙集在這裡的所有美輪美美的女人們中，昂熱拉是最美的。她的紅髮金光閃閃，她的臉容光煥發，棕皮膚上的黃衣服合身極了。燈柱上，照亮了兩面旗幟。它們掛在一起，美國的和法國的。一艘航空母艦的樂隊在演奏《馬賽曲》。所有的人站起來。緊接著法國國歌之後是美國國歌。我們也站著聽完，穿便裝和軍裝的美國人將右手放在心口上。後來一支樂隊出現在臺上。它先是演奏歌劇樂曲，然後是常演不衰的爵士樂。電視的光線從我們頭上掃過，總是有一位拍攝人員在拍我們這一桌。

“這樣就行了，對不？”帕斯卡勒問。

“是的，”我說“謝謝，帕斯卡勒。”空氣很暖，沒有一絲風，大旗子軟軟地垂著。上菜時，鄰桌的一位夫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戴著齊肘的手套，也不脫去，手指伸在手套裡，吃著黃油小白麵包，等下一道菜。那手套本是白的。現在它們退變灰了。這個人看上去讓人沒胃口。帕斯卡勒覺察了我的目光。

“那一桌坐的全是我們這裡的高雅貴族中最高雅的。”她說“你關注的那位戴手套的夫人是女伯爵…”她報出一個名字。

“她總是這樣吃飯嗎？”

“對，”帕斯卡勒說“這在伯爵中似乎很普遍。至少在她的伯爵家庭裡。這位夫人也總是戴著這副手套玩輪盤賭，每天晚上。”

“戴著同一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