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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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費正清帶著首批訪美學者齊聚周公館。

周赫煊自然是好酒好菜的招待，並花了兩天時間跟這些學者進行探討。

費正清說：“中美學者計劃，是為了加強中美兩國在文化科技領域的互相瞭解。現在大部分美國人對中國認識不多，有些美國人甚至以為中國人還留著辮子。我們計劃的第一步，就是要讓美國認識中國。在此，我想選用周先生的《萬曆十五年》，作為中美學者書籍之一。”

“當然沒問題，我會讓邁克·勞爾圖書公司發行英文版本，稿件翻譯工作我都已經做好了。”周赫煊說。

費孝通突然說：“周先生，我對《萬曆十五年》有些陋的意見。”周赫煊道：“請講。”

“恕我直言，你的那本大作太過側重文官制度，而忽視了地方自治力量對張居正改革的影響，”費孝通說著又補充了一句，“當然，這只是個人拙見，周先生不必太在意。”周赫煊笑道：“明朝的地方自治，也屬於文官制度的一個附屬產物吧？”費孝通搖頭道：“明朝的地方自治當然跟文官制度有關，但並非由文官制度催生出來的。事實上，在明朝初年的時候，皇權是可以下縣下鄉的。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地方政府據裡甲編戶制度，進行田賦差役的徵派，其中田賦大部分上中央，少部分留給地方政府支配。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比較寬鬆的權力，而地方士紳的勢力則要小得多。”

“請繼續。”周赫煊認真傾聽，他也不是什麼史學書籍都看過。

費孝通繼續道：“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權且有錢，那麼就能做很多事情，譬如水利、教育、通、慈善、治安等等。由於土地兼併益嚴重，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稅越來越少，在沒錢的情況下只能放棄部分權利職能，轉而由鄉紳宗族力量承辦地方公共事務。這種辦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錢又省事，於是積極認可和鼓勵，鄉紳宗族漸漸接管了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權和管理權，甚至連政府收稅也得依靠士紳了。”

“原來如此。”周赫煊豁然開朗。

費孝通又說：“其實‘一條鞭法’也非張居正首創，而是因為地方稅收太過雜亂，由南方各縣政府據實際情況自發進行調整，張居正把這種賦稅調整辦法總結為全國的制度。由此可見，當時許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員，還是想要收回基層管理權力。張居正的改革並非無人支持，只不過他的改革手段太過進，引起了官員和士紳的集體反彈。”

“多謝指教，我準備對《萬曆十五年》進行修改，再過幾個月就出修訂版。”周赫煊說道。

費孝通沒想到周赫煊如此虛心接受異見，他連忙說：“不必修改。周先生的原作並未有大的錯誤，只是有少許疏漏而已。”

“能改則改，你說的是一個大問題。”周赫煊已經把黃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結果還是被專家指出不足。而且費孝通還並非專業史學家，而是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

張其昀讚歎道：“周先生不愧為大師，治學態度之嚴謹，足為我等楷模。”張其昀乃是中國“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的開山鼻祖，師從哲學大師劉伯明、地理大師竺可楨、史學大師柳詒徵，因此他在哲學和史學方面也有頗高造詣，且通藏學、滿學、蒙古學等少數民族學。

周維烈讀高中時的地理教科書，就是張其昀主編的。他還跟戴運軌一起主編了高中物理教科書，跟林語堂一起主編了高中英語教科書。這三本教科書，抗戰期間被中國的大部分高中所採用。

1949年初，蔣介石不知何去何從，向張其昀問策。

張其昀猶豫多時，終於說了一句話：“上上策是退守臺灣！”蔣介石心頭一驚，立即把張其昀叫到密室裡詳談。

在此之前，蔣介石有三個選擇，即退往西南、海南或臺灣。而國黨的大部分官僚和將領，都傾向於退守西南，最終底線也是盤踞四川，固守山川之利而靜待良機。

其實這很好理解，寇那麼強悍都無法攻入四川，共黨自然也不可能做到。國民政府的官員們就是如此想法，大不了以後統治“巴蜀國”。

唯獨張其昀力勸蔣介石退守臺灣，並詳細分析了各種選擇的後果，蔣介石當場就被張其昀給說服了。

正因建言有功，在老蔣南撤臺灣以後，張其昀一路飛黃騰達，歷任臺當局的國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國黨中宣部長、教育部長等職。而在此之前，張其昀只不過是國民政府的教育部特聘教授而已。

如果沒有張其昀出謀劃策，老蔣很可能盤踞在四川割據抵抗，就不存在什麼兩岸問題了。

第1034章【爭論的背後】（裡番）由於安排和接洽問題，訪美學者團的出發時間一拖再拖。

拖得金嶽霖都不耐煩了，直接離開重慶，坐船去李莊一邊養雞一邊照顧林徽因。而其他五位學者則滯留重慶，整天無事可做，周公館成了他們的沙龍聚會場所。

恰逢暑假，孩子們都在家，就連周維烈都從昆明回來了。

也不管孩子們是否能聽懂，反正只要跟這些學者聊天，周赫煊都會讓自己的子女過來旁聽。一個個全是大師，即便不能領會思想，讓孩子們沾沾文氣還是可以的。

這些學者很有意思，雖然都是學術界的一方大佬，但吵起架來就跟小孩子似的。

建議老蔣南撤臺灣的張其昀早年屬於“學衡派”，這一派主張文學復古，反對新文化運動，認為一味模仿西方只能取其糟粕。

而劉乃誠又屬於“憲政派”，他非常讚賞《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因為他主張制度神的培養，恰好與《萬曆十五年》所表達的思想一致。

在對於當前中國製度建設上，劉乃誠和張其昀有著極大分歧。前者極力主張政治制度西化，一切以制度和法律為準繩；後者認為道德建設同樣不可忽視，道德能夠彌補制度的不足，而中國現有狀況也不允許全面實現法治。

中國生理學奠基人、未來的中科院院士蔡翹被二人拉進來評理，可憐蔡翹對政治一竅不通，只能在中間當和事佬。

費孝通則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認真分析中國底層經濟和人民生活狀態。他認為現在喊什麼法治和道德口號都無濟於事，吏治已經從中央就崩壞了，只能先贏得抗戰勝利，再來逐步解決政治問題。

劉乃誠就不高興了，立即跟費孝通吵起來。他認為正是由於抗戰，可以藉著這個時機實現憲政，以國家民族的大義進行政治改革。

大家吵得不可開，只有蕭作梁默默看戲。

這六位學者來自不同的學校，金嶽霖代表西南聯大，費孝通代表雲南大學，蔡翹代表中央大學，劉乃誠代表武漢大學，張其昀代表浙江大學，而蕭作梁則代表四川大學。

六人當中，費孝通名氣最大，也最為美國人所知。他的著作《江村經濟》，早在四年前就被英美學界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在國際人類學界也是響噹噹的人物。

而蕭作梁則名氣最小，完全屬於陪襯。他在後世被人提及，經常是討論共黨土改政策的時候，此君對共黨的土地改革史頗有研究。

連續爭論對噴了半個多月，這些學者終於啟程了，金嶽霖也放下林徽因趕緊回來。他們的赴美路線是先走駝峰航線去印度，再從海路去美國，一路上非常危險。

所謂“駝峰”，即是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一個山口，屬於抗戰後期國際援助物資的必經之路。

剛開始的時候，由於運輸機的能問題，飛行員只能低空飛行，必須穿越宮一般的喜馬拉雅山隘，稍不注意就撞在山上機毀人亡。後來運輸機得到了改進，終於不用低空飛行了，但糟糕的天氣和機的堵截，同樣讓駝峰航線遇險率極高。

費正清這次也想邀請周赫煊赴美，但周赫煊死活不幹，就是害怕一頭栽進喜馬拉雅山中。

等學者們走後，周赫煊才把周維烈和周靈均叫來，讓他們談聆聽頂級學者吵架的想。至於其他子女就不必了，由於年齡太小，肯定一點淺皮都學不到。

周靈均總結說：“劉叔叔總講大道理，張叔叔頑固得很，他們兩個越吵越糊。我覺得是費叔叔吵贏了，劉叔叔和張叔叔後來都不怎麼說話。”

“維烈，你覺得呢？”周赫煊問。

周維烈鄙視道：“吵來吵去也沒什麼用，不如做點實際的事情。”周赫煊哈哈大笑：“這種吵架放到國家層面還真有用，做事不能埋頭蠻幹，必須確定正確的思路。就像你解數學題一樣，首先要抓到題目的重點，再確定用什麼方法去解。你說是不是這個道理？”

“也對，先要搞清楚問題關鍵。”周維烈點頭道。

周赫煊又問端木蕻良：“京平有什麼想法？”端木蕻良這幾個月都住在周公館，幫著周赫煊查了不少明史資料。他說：“費孝通教授的出發點是社會底層實際情況，他在雲南考察了許多鄉村和城鎮，處處都用數據說話。張其昀教授著眼於大局，是從政府角度考慮的。而劉乃誠教授則熱衷於制度建設，他想先搭好制度框架再進行改革。但張教授和劉教授的觀點，都有點脫離中國實情，未免想當然了。”周赫煊嘆氣說：“中國現在就是這樣，中央政府那些官僚，一個個如張其昀那般脫離基層。而大部分自由學者，又天天想著搞憲政，像劉乃誠那樣盲目追求民主。費孝通這樣的人反而很少，且都沒有什麼發言權，只能埋首紙堆而已。河南省糧食局長盧鬱文，在當經濟學家的時候說得頭頭是道，主政時卻股決定腦袋，河南被他搞得一團糟。”河南災荒期間，軍政兩派的態度很離奇，完全出乎人們的一貫思維。

按理說，軍人應該為了軍糧而不顧百姓，政府更應該為了百姓而減少徵購。

但恰恰相反，除了橫徵暴斂的湯恩伯以外，河南那邊的大部分將領都主張救災。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號召自己的士兵每天節約糧食二兩，用這些剩下的口糧去救濟災民。川軍將領李家鈺對災情心憂如焚，專門跑去找何應欽，結果被何應欽一通訓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