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遇上文學青年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記者又一次來找他，說要專為他寫篇“淘金者續篇”把他嚇壞了。他哀求那位記者萬萬不要再給他增添煩惱和恐懼。

到了秋天以後，寄到編輯部讓他“親收”的稿件和附有寫給“敬愛的韓老師”信件的稿件，才漸漸少了起來。

有一個星期天，女兒女婿帶了外孫子來，大家聚餐，葛萍燒出的一盤菜很受歡，女兒挾起菜裡的大蘑菇問:“媽，這蘑菇哪兒買的？真好！”葛萍說:“咳，天那會兒，一個年輕的詩歌作者硬擱在咱們家的…”韓一潭一聽，只覺得嗓子眼裡發噎，他埋怨道:“原來你讓我們吃的是這個——我怎麼能收他的東西！”葛萍辯解說:“誰願意要他的東西呀！那天他走的時候，咱們不是都忘了把這包蘑菇退還給他了嗎？他走了以後，我把這包蘑菇往碗櫃裡一扔，後來簡直忘得一乾二淨，前幾天收拾碗櫃，才又發現。我倒也想過，該給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記得嗎？我總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讓鄰居發現，不得說咱們家風？再說，確實是他自願送的，你畢竟也還給他看了幾首詩，提了點意見嘛…”韓一潭搖頭說:“你當教師的人，怎麼說出這麼沒原則的話來？看過人家的詩，提過意見，就該受禮嗎？何況他那個人本不正常，無論如何你不該讓我們吃他這蘑菇的…”葛萍心想自己勞半天，好容易燒出這麼個菜來，卻遭此批評，實在掃興，便賭氣地說:“你堅持原則，你別吃！”女兒便話說:“爸，你行了！你堅持原則，我見識過！你就一輩子那麼堅持原則吧！”說完挾了一個蘑菇，喂到兒子嘴中:“來，吃蘑菇！蘑菇好吃！”女兒的臉很難看。韓一潭低下頭，心裡發堵。他的臉不由得變成了豬肝般顏。

“你堅持原則，我見識過！”女兒這話，像錐子一樣刺傷了他的靈魂。…那是1968年。女兒17歲，臨高中畢業，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紅風暴”之中，他們一家三口全都瞪瞪。韓一潭誠惶誠恐，惟求自保。葛萍慶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級的學生，免受五、六年級學生的胡鬧式“衝擊”女兒不是“紅衛兵”卻也還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當“逍遙派”每天到學校裡去參加運動，完全是隨波逐。但畢竟年輕幼稚“近朱者則言赤，近墨者則道黑”

…

有一天中午，女兒回到家中，大家圍桌吃飯時，忽然散佈了一些聽來的關於江青的傳聞和壞話。韓一潭和葛萍都嚇壞了，兩人異口同聲，嚴厲地斥責了女兒一番，得三個人全都沒吃飯就喪失了食慾。葛萍那天要參加一個區裡的批鬥會，提前走了，剩下韓一潭和女兒兩人。韓一潭不知怎麼的，心裡越想越發。那時候他家隔壁住的還不是澹臺智珠一家，而是一個工廠裡的“造反派”頭頭，韓一潭總覺得女兒的“惡攻”一定已被隔壁聽去。況且他心裡也確實到女兒的“惡攻”罪孽深重，萬萬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條——爭取“坦白從寬”於是乎…他竟帶著哭哭啼啼的女兒，去到派出所“自首”！

現在連他回想起來，也覺得簡直不像人世間能有的事！倘若這事發生在別人身上，如今寫成小說，寫成敘事詩，寫成回憶錄，把稿子給他看，他一定會提出意見:“請不要胡編亂造！你這情節缺乏合理！”然而，那竟的的確確是真的！

而且，還有更加令人難以相信的細節——他是騎著自行車，把女兒馱在車後，帶到派出所的。他騎著車，女兒坐在後頭！他為什麼要騎車去？為的是快一點到達派出所？快一點葬送女兒？女兒當時怎麼不逃走？怎麼竟順從地坐到了車架子上？怎麼雖然嗚嗚咽咽到萬分委屈，卻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1968年。記住那一年。確確實實出現了那麼一件極其怪誕、極其荒謬的事。他，和他親生的、惟一的女兒。那一年他已經39歲，而女兒才剛剛17。

那時候的派出所是什麼狀況？一百個派出所可能出現一百種狀況。

“砸爛公檢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拋到一邊。他的女兒進入派出所以後，會是什麼命運？從逮捕法辦到給革命群眾“遊鬥”從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盡，全都可能！當然，韓一潭把女兒主動送去，心裡想的確實是哀求“從寬”能不能訓斥一頓便罷？能不能開一兩次批判會便放她“過關”？能不能只是“文鬥”而不要“武鬥”？

…

真像做夢一樣。偏他們去的那個派出所裡淨是好人。當時派出所似乎軍管了。在一間接待室裡，有兩個穿軍裝的人。他們不動聲地聽完滿頭汗的父親那語無倫次的“自首”不動聲地望著抖成一團的犯有“惡攻”罪的女兒，最後竟連一句訓斥也沒有，只是互相對望了一眼以後，一前一後地說:“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後注意就行啦！”

“去吧去吧，別來啦，別來啦！”事情出乎韓一潭意料，就那麼了結了。他再用自行車把女兒馱回了家中。他望著與鄰居相隔的那一堵牆壁，心裡踏實了許多。女兒卻哭得不過氣來，她到這時才體會到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所包含著的兇險。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於一種不近當時情理的偶然。

從此女兒對韓一潭失卻了敬愛。而且這種情與年齡的增長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幫”倒臺前韓一潭就懇求過女兒的寬恕，女兒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寬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兒像對母親那樣地對他微笑、注目、說話、扶持…卻不再可能了。甚至當他50歲那年因病住院，女兒來醫院探望時，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問問他:“好點嗎？吃什麼藥？打什麼針？伙食還好嗎？”全無一點親熱，就彷彿她是受什麼人委託，而不得不來應付差事的一個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這種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體味到。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決定的。

他1929年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親是個沉浸在往昔的“故都夢”之中，而實際上卻“劫後桃花”般凋敝沉淪的小職員；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離析，父親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畢業，便去當了一名文書。解放後，他報考了華北革命大學，那實際上是個短訓班質的學校。當時各行各業急需幹部“革大”及時地把各種各樣的幹部輸送到有關的部門，韓一潭被分配來當了一名編輯。他一當便是30年，編輯部的頭頭換了好幾茬兒，他卻在歷次的“改朝換代”中都被留用了下來。

他成了編輯部裡資歷最深的編輯，主要的原因，在於溫馴。聽命於領導，一絲不苟地照辦，開頭似乎還不過是出於他的天；後來，經過目睹一個個“帶刺兒的”、“搞獨創”的同事在政治運動中被打下去，他的馴順無爭更大程度是基於人生經驗的寶貴積累。領導要發配合“三反”、“五反”的詩，他便去挑這方面的詩；領導急需補發幾首配合“肅反”的詩，他便連夜去組稿，並且不僅組來了詩，還組來了相應的漫畫；領導說可以據上面的神，顯示一下他們“鳴放”的姿態，他便挑出幾首頗具“大鳴大放”氣派的來稿，請領導審處；領導說現在要“吹響‘反右’的號角了”他便很快組來了“反右”的“階梯詩”；領導說該趕快出一個“大躍進民歌專輯”他便一口氣讀了6000首，選出30首；後來到了“三年困難時期”領導說現在大家生活艱苦，詩歌無妨輕鬆一點，他便組編了《夏夜圓舞曲》、《歡快的溪》、《紅葉，紅葉，你真美》、《山村聞笛》等一批頗讓讀者眼目一新的短詩、組詩，有的還被作曲家譜曲，廣泛佈；再後來領導說“不能任修正主義文藝思氾濫了”他便退回上述詩歌作者的無數來稿，寫信懇勸他們“跟上時代的步伐”於是他又發現了一批更新的作者，發表了他們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1966年7月，整個編輯部徹底垮臺前夕，他還編髮了一首工人業餘作者所寫的《鐵帚橫掃“三家村”》。經過兩年左右的“鬥、批、改”3年左右的“幹校”生活，1973年編輯部一恢復，新領導首批調回的老編輯裡，便有他在內。為什麼？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對情況的悉——某個作者是怎麼個來歷，過去曾出現過哪些作品，引起過何種反應，編輯部遇到某種情況過去是怎麼處理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領導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覆，猶如一具活的資料庫。從那以後到1978年，他編的詩歌從內容上看，可以說幾乎在不斷地拐直角:抒發“同黨內走資派鬥爭到底”的“戰鬥豪情”；頌揚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謳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來就是好”；鼓吹“億萬人民奮起反擊‘右傾翻案風’”；歡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緬懷革命老前輩，豐功偉績永不忘”；在“四·五神”的召喚下，展望光輝燦爛的未來；為“十來個大慶”而“百靈般歡唱”；宣佈“‘凡是’，這不是唯物論者的語言”；歡唱“喜‘老包’到壠頭”；隆重推出《愛富歌》…

主編更迭，人事滄桑，有的撤職放，有的抱慚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轉一圈卻又回來…周圍的同事也常常來來去去，然而總有那麼幾個老編輯“江石不轉”長滿青苔般地鏽在那裡，韓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聽話，馴服，可充“活資料庫”他業務上內行、稔，也是公認的。說句公道話，他是頗具藝術眼光的。同一內容的詩歌，他總能篩細選，嚴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藝術氣息的，辛苦地淘瀝出那些藝術較高的；並且極善於加工，有時讓他縮一句、換一字，便立奏點鐵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編滿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卻從不寫詩。他甘當一個實實在在的編輯。對於那些當著編輯，卻醉心於寫詩，想把編輯這個崗位當塊跳板，伺機跳入專業詩人圈子的同事，他內心裡是很不以為然的。他可以容忍貓頭鷹，容忍豚鼠，卻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覺之中，他已兩鬢蒼蒼。

“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鬥畫長。”他已經習慣了一種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過去他自然也有過惶恐，有過遊移，有過失落，但那都只是暫時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風暴襲來的頭兩個月，忽而“造反派”

“揭竿而起”昔的領導威風掃地，令他不知該皈依“叛軍”還是該奮起“保皇”；忽而又進駐了“工作隊”使他慶幸自己未隨“游魚”也未近“走資派”；忽而“工作隊”又被押上了批鬥臺而“造反派”又“一分為二”你砸我打，驚心動魄…但好在這一切都不過有如疾風過境，很快形勢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權威，緊跟“兩報一刊社論”便無差池，他覺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業業地當起“順民”來。那一時期他所訂閱的《紅旗》雜誌上，畫滿了他悉心捧讀留下的一道道紅線…

不知怎麼搞的，這幾年他內心裡卻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冷靜想來，實在是因為這幾年湧現在他眼前的斑駁世態，撞擊著他心扉的洶湧思，令他實在應接不暇，難以消化，而又無所遵循…

一個年齡既輕、資歷既淺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選集》，而且在扉頁上登出照片、手跡，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當年知名如秦牧、楊沫、郭小川、杜鵬程…誰能這樣出書呢？哪裡印過他們的照片呢？並且，這種年、資兩匱的作者，居然還被各地請來請去，坐飛機，住賓館，發表演說，遊山逛水，甚而派往國外，揚名他洲…人情嗎？合理嗎？

錄音機，免費曲；李谷一，蘇小明；喇叭褲，登山樓；男高跟，披肩發；鐵臂阿童木，銀耳珍珠霜；白蘭牌洗衣機，雪花牌電冰箱；“我是立寶寶”

“領導世界新”；“胡風同志作了書面發言”《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選》；落地式定時16英寸電風扇，梅花形淡紅鑲花大吊燈；大型明星“美人頭”掛曆，印法國印象派畫家畫集；“萬元戶”買汽車“個體戶”僱工人；梅花鶴翔樁，海燈二指禪；“深圳最新豪華住宅——高嘉花園——即開始發售…可遷移內地親屬入住…”

“屋奇應丸——主要成分:人參、牛黃、麝香、熊膽——功效卓著，群眾信賴…香港付款，內地取貨…”唉，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讓韓一潭如何受得起！什麼對？什麼錯？什麼好？什麼壞？什麼只能一時？什麼能夠長久？什麼沾而無礙？什麼務必遠離？

天下從此多事。韓一潭從此多憂。而對這種世態，夜深人靜時，輾轉反側中，他心頭竟時時泛起一種釅釅的懷舊情緒…

可是生活畢竟還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別的家庭一樣，近一二年也開始走向了“電氣化”1982年12月12那天下午，當他坐在沙發上翻閱當天的《北京報》時，他的愛人葛萍便在廚房中開動洗衣機洗衣服。洗衣機開動後的聲響固然大了一點，但聽來也還是愉快的。葛萍開了洗衣機，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學生的作文，心情也頗為怡悅。

韓一潭讀報讀到了廣告欄中的那一則“尋人啟事”不由惶惑起來——又是一個東北青年“離家赴京並帶大量自寫詩稿”奔誰而來？真令人不寒而慄。

他不呼喚愛人:“葛萍，糟糕，咱們一定得注意——”葛萍只顧批改作文，並不搭理他。

韓一潭便大聲地讀出那“尋人啟事”來，把其中最富威脅的句子，重複了兩遍。

葛萍這下緊張了:“是麼？怎麼好呢？這回，咱們無論如何不能讓他進到屋裡！”

“是呀，是呀，”韓一潭說“他要再拿出蘑菇什麼的，咱們一定要馬上退還他，堅決不能讓他往咱們桌子上擱！往窗臺上擱也不行！”兩個人議論了一陣，有備無患，以逸待勞，總算漸漸鬆弛了下來。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韓一潭連當晚東鐵匠營俱樂部由中國評劇院一團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廣告也瀏覽到了，廚房中的洗衣機也停了下來。這時，忽然有人用手指敲著他們屋門上的玻璃。

兩口子不由得驚悚地朝門外望去，依稀是個男子漢的身影，心裡便一起發出悲鳴:“糟糕！果然來了！”可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