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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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信用檔案可查，在美國就等於沒你這個人。”

“沒錯。”

“想想看，那不就等於我無從下手嗎？”

“嗯？”你要下什麼手？！

“你想想我們怎麼下手到你的信用資料呢？它壓就沒存在過。你沒有借過錢，請問誰來證明你會準時還錢？不能清你是否會負責任地還清債務，將來你作為一名外官子我們怎麼能保證你會有個清白的個人信用記錄？而沒有清白的信用記錄，誰又能擔保你在經濟一旦陷入困境時能夠回絕一切叵測的經濟援助——我這裡講的所謂經濟援助，就是一切敵視美國的國家對你進行的收買。”

“您是說:像我這樣的窮留學生，想證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沒門兒的？”

“誰說沒門兒？你應該花些力氣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麼建立？”

“跟他們借錢。”

“不借錢就不清白？”

“不借錢怎麼能證實你借了錢會負責任，守規矩地還錢呢？”我絕望地慢慢笑起來。這比《第二十二條軍規》更讓人絕望。這絕望更深奧、更廣茅。

“你說我們怎麼證實你的信用良好？無法證實。”他說。

“可不。”我說。

“不過我相信我幫得上你的忙。”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時前一樣不關痛癢的面孔。原來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嚴密。

他說:“我可以向你的房東打聽，你是否拖欠過房租。相信他們會給我一個美滿的回答。這樣，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審核了嗎？”我的心成了一個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聲從谷底一圈圈升上來。

“我的房東是一對牧師夫婦。”我心想，我這時來這麼一句不著邊際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維斯告訴我的。”

“哦。”

“你還想告訴我什麼？”

“沒什麼。”

“你想告訴我，fbi跟他們打了道，令他們非常反？”我看著他。原來你全是裝的——你假裝不知道fbi先一步手了這件事。

“我並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手了這件事。但我可以推斷，fbi一旦手，該不該攪和的，他們都攪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斷定你的房東煩死了他們。”

“沒錯。fbi把我房東的都快煩出來了。”他的臉頭一次出現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讀為驚愕；為我這樣素素淨淨、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驚得舌頭堵在了兩排被矯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齒之間。假如他的牙齒不那麼整齊潔白，他的面孔可能會多一點表情，多一點活力。

“你會什麼時候給我的房東打電話呢？”他看著我，自認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長的樣子。

“沒準我不打電話。換了我，fbi也會把我的給煩出來。”他慢條斯理，像是要跟我賽一賽，看誰把話講得更雅，誰能在講這類時尚髒話時更時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誤認為我跟一般美國人一樣，到了換髒話的地步，就等於知心了。他以一種哥們兒的口氣說:“放心，你和戴維斯一點問題也沒有；fbi瞎摻和，我的上司會給他們顏看的。”我眼裡肯定浮現出狗一般的信賴目光。我拼命把這副目光留住，看著他不緊不慢將攤散的紙張歸攏，在茶几上跺跺齊，進皮包。他要我看他多麼煩這份差使，屎都快給煩出來了。他這樣耐得住如此巨大一份煩，純粹為了餬口。他還讓我看出，他多麼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煩夠。他動作的鬆垮和疲乏還讓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煩，好好的非鬧出這麼一場戀愛，害得多少人陪著煩。

我拿出移動電話，想跟牧師太太打個招呼:國務院安全部萬一去她那兒打聽我是否拖欠房租，請她撒個善良美好的謊。我撥到最後一個號碼又忘了我剛剛打好的腹稿，只得按斷電話，重新組識句子。可電話撥通我又覺得不妥，年輕的牧師太太祖祖輩輩純真到今天，我怎麼可以教唆這樣的女人撒謊？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謊，多半是沒惡意的，往往是為別人和自己行個方便。因為一旦說開真話難免觸到自己或別人的痛處，難免讓自己把別人看得太透或讓別人把自己看得太透，難免費許多力氣、口舌才能最終說到究竟上，最終說出個是非來。像我這樣沒時間沒力因而對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計較，對絕對的是與非早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變得馬虎的人，說謊早已不存在任何動機；說謊在於我是自然而質樸的，那就是對於省事省力省時的貪圖。而我不能拖著年輕純潔的牧師太太，讓她為我的謊言做伴。我不能對她這樣灌輸:沒有一份真實是絕對的；有時謊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實有時相當兇殘。在我發現母親跟關押父親的軍代表之間有了層曖昧關係時我瘋狂地渴望瞭解真實。而在這位軍代表對父親開恩，父親突然獲釋的那天，我開始懂得謊言的美好。我是惟一知道我的母親和軍代表之間那樁醜惡易的人，也是惟一懂得母親愛父親愛到何等程度的人。那時我六歲，從此我心裡有了一個有關母親深戀父親的黑暗、溫暖的秘密。六歲的我發誓說盡天下謊言，來殺死一個最兇殘的真實。我想我比母親自己更瞭解她的情世界，她對父親的咬牙切齒、恨聲恨氣全是謊；她對劉先生的綿綿懷戀也全是謊。兇殘的真實，就是她無望地、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場殊死愛情；它就發生在許多許多年前，那位李師長跟那個美麗的小看護目光頭一回接上火的剎那。

此刻，我這個在謊言與真實之間瞎混了二十幾年的女人，要拉攏二十四歲的牧師太太在真與謊之間陪著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師家，見到正在廚房烤巧克力餅乾的牧師太太，心裡劃過一道罪過。她穿著連袖子的大圍單，面頰上、鼻尖上都蹭了麵粉，兩手舉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醬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泥的孩子。她見了我就說:“你沒忘吧？”我本想溜過去，這下來不及了。我當然沒忘:兩個月的房租水電煤氣，我前前後後對她下了多少次保證——我怎麼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臉。

“聖誕前你就保證過。”我笑了笑。那種對自己的無賴行為完全認賬的笑。我想告訴她，聖誕前我揣著一千塊錢，差點就把欠的一股債全還清了。我當時就是一念之差，覺懷揣一千塊去過節多少氣些。完全沒料到勞拉在幾小時內就滅除了我那菲薄的寬綽，將我還原成一個本窮光蛋。但我想還是算了，這時拉個勞拉來墊背，只會在年輕的牧師太太眼前更進一步確立自己的無賴形象。

“再往後延一個禮拜，行嗎？”我說。

“不行。”她真動了怒，臉迅速紅起來，鼻子紅得最飽和，使蹭上去的白麵粉顯得更白。這樣的喜劇面孔光火頗滑稽。

“那麼，能不能再給我三天？”

“我跟你提前那麼長時間就講定了。”她一步不讓。

“兩天，好不好？”我想兩天內只要能找到那個“人類臟器掮客”說服他先預支我一筆錢，我說不定還有希望改善我和牧師太太的關係，摘掉我的“無賴房客”帽子。當然，說服那位掮客，也將是天大的難事。他可能會迫使我在將來的卵子易上給他一個喪權辱國的折扣。不過有兩天時間，我總可以拆東牆補西牆，把房租補上。

牧師太太的樣子是要哭出來了。她把目光慢慢從我臉上挪開，去看自己的手。然後她開始手上幹固的巧克力汙垢。她在想:我當時可真瞎了眼，竟會挑中她做房客，竟沒看透她會文縐縐地持續耍賴。

“可是，可是你怎麼能說話不算數呢？我準備了一下午！哦不，我準備了好幾天！從星期一我就開始給我表姐打電話——她那裡有最的巧克力餅乾配方。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跟她通上話。”我想我怎麼不懂她在說什麼。一般我在自知理虧的情形下英文理解能力就變得極其差勁。眼下我不僅自知理虧，而且認識到自己別無選擇地必須厚著麵皮再將理虧的局勢撐持下去，至少撐持到能和“器官掮客”扯皮扯出個好結果來。這樣我只聽得懂牧師太太話語的所有單詞，完全不懂這些發音串連起來所含有的意義。我這人就這點好，所有難聽的話、刺耳的話、指控的話都在我急劇下降的英文理解力中不產生意義。比如在聖誕前夕碰到那個老太太，她請我“滾回亞洲去”這一串語音進入了我的左耳，通過我徒勞卻奮力動的知覺，完全未被消化因而原形原狀地從我的右耳被排洩出去。因而“滾回亞洲”這個完美清晰的英文句子，在我的非理解中成了非語言。我此刻聽著年輕牧師太太的指責，她那紅白牙吐出的最基礎程度的單詞，同樣是囫圇地進入我一個耳朵，馬上又潤滑地出了我的另一個耳朵。在她眼裡，我這個信譽掃地的異族女房客對她大瞪著眼，像個努力讀人嘴的聾子。

我的理解力是隨一聲淬然的電話鈴康復的。

我得救一樣撲向電話。或許牧師太太張了張兩隻沾滿巧克力的手，表示她無法接聽電話，因而拜託我替她去接。但我無法確定她是否給了我任何委派的暗示。總之我從那密不透風的指責中突獲大赦。電話自然不是打給我的。我把話筒遞到牧師太太手裡，便趁機往外溜。原本我從外面橫行的風雪中逃進屋內，眼下只能打“uturn”再逃進風雪。還有兩天就是我的期終作業限期，但我必須穿越整場稠密的風雪去找“器官捐客”即使和他的勾當一時成不了，我至少也得躲入風雪，混到晚上十點之後。我得依賴牧師夫婦的準時:他們在沒有黃昏而黑夜直接更替白晝的芝加哥冬天，做愛時間一般遲不過十點。

但我在門廳裡穿衣蹬鞋時，聽見牧師太太以一種我從未聽過的低沉、敵意的嗓音說:“是的，沒錯，你的確很打擾我。但我不介意，只希望你別去煩她。”我立刻停下所有動作。我的英文聽力這時極了。這時我才突然悟到，剛才打電話的男人是誰:那個自己都嫌自己煩的平板嗓音三小時前剛給我來了一場人格與信用的教育。

牧師太太又說:“是的…”我想清什麼“是的”

“她跟我們相處得不錯。作為房東和房客，我想我們這是相當不錯的關係了。”我一隻腳在半高跟的靴子裡，另一隻腳在溼冰冷的襪子裡，就那麼一腳高一腳低，穩穩地跛立在那裡，我的右手撐住牆，近一百磅的體重其實全在五個指尖上。如果把我眼下這副身姿原版搬到字典上，就是對“聽壁腳”這個詞最準確的詮釋。

“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