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黑邊眼鏡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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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發，街頭的一切都變了樣。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從學院回家。

週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經常因下班晚而遲到，但今天他卻比我先回家。他歷來嚴肅，今天卻很和氣。

吃飯時大家都不說話，因為已有一種預，爸爸要宣佈一點比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頓飯下來，他什麼也沒有說。

放下筷子，他終於開口。他問祖母:“媽，還記得阿堅嗎？”祖母一聽就笑了:“怎麼會忘了他，天下活寶！”爸爸掃了我一眼，然後對祖母說:“他揭發了我。”

“揭發什麼？”祖母問。

“說解放的第三天，有一個人在江寧路邊上掏出一個本子寫了一句話給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沒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沒有公安局啊。”祖母說。

“那也應該扭送解放軍。”爸爸解釋。

“真是反共字句？為什麼寫在小本子上給路人看？”祖母覺得難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權轉移的時刻，傳播那樣的字句，膽大的可以寫在標語上張貼，膽小的可以寫在書信裡秘傳，不管膽大膽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寫在小本子上給不認識的人看，最說不通。

“其實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貫道”的一句說詞，那人是“一貫道”的一個傳道者，我記得。”爸爸說。

“你怎麼知道“一貫道”的說詞？”

“媽你忘了，我們住在塘沽路時，隔壁不是有一個“一貫道”的道場嗎？我和小哥去玩過，聽來的。”

“那你照實說呀！”祖母說。

““一貫道”也算反動道會門，說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喪。

祖母回到本題，問:“照阿堅的說法，他也看到那個人寫反共字句了，那他為什麼不扭送？”爸爸說:“他揭發了我，就成了革命群眾，自己當然沒事了。而且，我是黨員。”

“什麼？你是黨員？你什麼時候參加國民黨的？我怎麼不知道？”祖母顯然是大大吃驚了。她不知道自己不問政治的兒子，還有一個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國民黨員，是共產黨員。”爸爸解釋道“這次運動，專整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你沒當什麼權呀。”祖母說。

“所以他們只說我是混進黨內的。”爸爸說。

“那你是什麼時候混進去的？”祖母問。

“全家搬到上海以後。那時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們“發展”進去了。”爸爸說。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時候？”祖母問。

爸爸想了想，說:“差不多那時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為入黨，是為了做人民陪審員，坐在法院裡象樣一點。”對那套制服大家都還有點印象。爸爸穿上的頭一天，經過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門口，就被頭頂修屋工程隊的油漆澆著了。油漆為深棕，澆在深藍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顯眼。當時沒有專業洗衣店，爸爸聽從別人的建議用酒擦過一遍，油漆沒擦掉，反把邊上的深藍擦得泛白了。因此，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著一小片近似臺灣島形狀的棕漆漬。

“阿堅為什麼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這個問題。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運動來了，靠搶先揭發圖個安全。”爸爸永遠從最善良的角度來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為批判對象，他真正的噩運就開始了。

他，連同著他的老母兒，將長時間地成為苦風淒雨中的一個箭垛，任人發。

當事情越來越大的時候，有次祖母問他:“把你批判成這樣，是哪個上級的意思？”爸爸說:“我太小，沒有哪個上級會注意我，再說現在他們也自身難保。”祖母問:“那是誰的意思？”爸爸說:“好像是朋友們的意思。”爸爸漸漸覺到，他不應該再與七十多歲的祖母討論這些問題了，甚至，連素來不關心政治的我媽媽，也不必硬拖在裡邊。想來想去，能討論的是他的大兒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戲劇學院來找我，要我當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與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