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山不轉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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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起源、方向與目標歷史總是螺旋式上升和發展，有時候它呈現出一種前進的姿態，有時候它又在原地踏步或者在倒退；有時候表面上看起來在倒退，但是實質上是在前進；有時候它讓人昂，以為它在前進，其實它是在一路高歌往回走。前進和倒退之間的間隔，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僅僅是一個瞬間，所以，人們經常會在有限的一生中嘆歷史竟然還在這個人剛剛出生的那個地方徘徊。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間，由於百年不遇的乾旱造成的饑荒席捲了中國西北部省份，k省的災情極為嚴重。查閲k省各縣縣誌，你會看到很多關於這場饑荒的描述:“大旱，饑民啖食草木，至有骨相食者。”

“旱、蝗相繼，人民徙，飢者盈路，死者十之七八。”

“自上年六月不雨，民不聊生，草木皆盡，剝及樹皮，夜盜成羣，兼以晝劫，道饉相望，村空無煙。”

“連年大旱，赤地千里，鬥米千錢，餓殍遍野，夫婦、父子相剖啖…”這些話語，在中國歷史的文字記載中並不陌生，兩千多年以前就出現過，人們對於它的再次出現已經不到驚奇，就好像這不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就好像社會和人生本來就應當是這個樣子。就連大多數人都走投無路這樣一種極端的社會現象，也被人們忽略為是天災的結果…這裏面，恐怕就有了問題。

現代政治哲學告訴我們，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走投無路，那麼，確定無疑是這個社會的制度有了問題；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走投無路，這個社會就不可能穩定。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説，社會的不穩定常常並不是因為中央政府渙散或者理念不正確從而喪失了權威，主要因為這個社會制度層面的問題導致了大多數人走投無路。在這種情況下，走投無路的人就會鋌而走險，他們就不會顧及中央政府的約束，不會顧及道德規範的約束，全部的活動都歸結到一個基本點上:想方設法活下去。

想方設法活下去，實際上已經不是人的社會發展的自然要求，而是取了社會要求的僅僅為了活下去的生物願望，這種願望將會形成為盲目的野蠻的破壞力量，它將不擇手段，在社會上到處製造響動，古書上的那些記載，都是這些響動的表徵。盜賊蜂起，土匪橫行，軍閥割據，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種響動的表徵，只不過它們已經藴涵了一些社會發展要求的內容。

這樣的一個社會能夠穩定嗎？當然不能夠穩定。任何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都會在爭取活下去的過程中破壞社會的穩定。被破壞了穩定的社會將要付出巨大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代價，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人類並不經常能夠被理約束。人類經常在明明知道什麼是災難的情況下仍然義無返顧、鍥而不捨地走向災難。所以，假如我們仍然把歷史作為觀察對象，我們就會發現，很多時候歷史也是在無奈中做出選擇的，儘管他老人家完全知道一個社會的消極選擇會帶來什麼樣的可怕後果。

既然我們承認對於大多數人因為走投無路做了極端選擇的最終責任在於社會本身，那麼，我們究竟應當在何種道德意義上看待那些所謂的“土匪”呢？

一個村子，因為一場天災，就到了“饑民啖食草木，至有骨相食者”的程度，於是，村上幾個活下來的壯年漢子，為了避免被相互吃掉，就像《水滸》中那些被上梁山的人那樣，發一聲喊:“反了吧！”就反了，打家劫舍去了，殺人放火去了…這樣的人算不算得土匪？

一個做生意的人，反覆遭到土匪的打劫，而政府組織又不能夠對於他正常的商業行為進行保護，於是他也聚攏一些不法分子，打劫那些打劫他的土匪，商業行為演變為一場暴力爭鬥，有的乾脆完全拋棄了商業運營，佔山為王，成了地地道道的山大王…這個商人——或者説這個山大王——算不算得土匪？

首先，我們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看這個問題。那些刁民破壞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破壞了社會穩定，危及到了政權的穩固，並且傷害了人命，這些人當然是土匪，是十惡不赦的罪犯，是征剿的對象。那些商人——如果我們還能夠將他們稱之為商人的話——作為一種政治力量，支持或者鞏固着政府，成為政府管理社會的工具，那麼這些人就不是什麼土匪，而是“鄉紳”悉中國現代歷史的讀者都知道，正是這些強大的“鄉紳”和相對軟弱的政府，構成了中國社會二三十年代的社會控制力量。

但是，假如我們站在那幾個“反了”的壯漢的立場上，我們又會覺得，這些人不能夠被稱之為土匪。他們不過是一些為了活下去採取了極端行為的人，而造成他們成為目前這個樣子的，依據現代政治哲學的觀點，責任恰恰在於政府的制度缺陷，再往深了一點兒説，是你對於中國文化沒有一個徹底的反思，你是在鬆軟腐爛的文化地基上構造國家權力的大廈，你不可能牢固，你不可能穩定，板子不應當打在那些反了的人身上。

正如美國學者菲爾·比林斯利在一本研究中國社會的著作《民國時期的土匪》中指出的那樣:“當政治腐敗和官僚主義的翫忽職守促使孤注一擲、意志堅強的人們投奔永遠向他們敞開的深山、沼澤時，當自然災害與人為的災害擴大了飢餓無望的人羣時，土匪自然而然會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土匪”的成分非常複雜，落草為寇的除了那些完全為了逃避飢餓的人以外，還有失去土地的人，因為過於放蕩而無法適應鄉野村夫生活的人，由於過去的某些舉動從正常社會分離出來、永遠成為賤民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非常重要的是使普通人變為土匪的那些社會條件，它甚至能夠消解我們對於什麼人是土匪什麼人不是土匪的常規觀念，把我們的同情放到某一部分羣體上。在這種情況下，這部分人在我們看來就不是什麼土匪，而是一些走投無路的饑民，他們有理由成為“土匪”在我們的故事發生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在這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上的看法截然對立。澤東一九一六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一九二五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把這個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

從我們已經敍述過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到我們正在敍述的故事發生的年代，不過二十年時間，社會狀況雖然在某些方面有了一些改變，但是在最基本層面上仍然沒有本質改變——比如，袁世凱倒台了，但是，全國範圍內的軍閥割據局面並沒有實質的改變，國民黨政府仍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各種政治勢力間進行平衡、妥協或者鬥爭，以維護自己的統治。軍閥混戰和政治紛爭成為這段歷史的主要特徵。

我們仍然引用菲爾·比林斯利在《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中的描述，來説明當時的社會情狀:“在軍閥混戰期間，中央政府經常採用的一個方法就是把一個軍閥列為土匪（匪或賊），然後指令一名將領以剿匪的名義將其消滅。個別軍閥也經常使用這個詞來宣稱自己的道德比對手高尚，他們把自己的派系戰爭稱之為‘剿匪行動’。甚至反對軍閥統治的人物也發現‘匪’和‘賊’這兩個字是有用的工具。進分子把軍閥及其部下稱為‘官匪’。一九一三年的討袁運動就把其軍隊稱為‘討賊軍’，這種做法並沒有隨着軍閥的滅亡而消失。”只是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農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主持下召開（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澤東、李立三、林伯渠等出席了大會），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與下，大會制定了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並且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一（農曆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在廣州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才形成較為強大的統一的政治力量，保障了國民革命勢力向北發展，達到國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

隨着北伐戰爭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尤其是廣大農村的革命運動蓬發展，國共兩黨在革命的基本問題上不可避免要發生衝突，這是由於這兩個政黨是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所決定的。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到一九二七年終於發生了“四·一二”、“七·一五”事變，國民黨右派在“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對共產黨人進行大規模剿殺。第一次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國民革命完全失敗。在這個過程中，蔣介石保留了“匪”字的全部外延，用來咒罵自己的政敵中國共產黨。

我不想做過於繁複的轉述了。

如果我們對這段歷史的社會背景有了這樣一個初步的瞭解，我們就能夠理解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為什麼會把紅軍武裝稱之為“共匪”了；同樣，我們也就更不難理解，紅軍武裝為什麼會把國民黨政府和遍佈各地的欺壓勞苦大眾的“土豪劣紳”作為革命的主要對象了。

可見，什麼人是不是土匪，全看站在什麼立場什麼角度看什麼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由很多“土匪”構成的社會是一種什麼樣子。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裏展現的僅僅是靖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狀況，我建議讀者不要推及認為這就是整個中國社會當時的狀況；這裏描述到的任何人物，也僅僅是活動在靖州那個具體環境中的具體人物，不具有與那個時代其他人物的任何類比。至於這個環境和這些人物是不是從本質上説明了真實的歷史狀況，不是作者寫作一部小説應當承擔的責任，儘管我很想這樣做。

在靖（州）、洛（州）地區非常有名的歷史人物商子舟不得不進入我們的故事之中了。讀者將會看到，隨着這個人的進入，我們這個故事中的所有重要角的命運都將發生改變，因此，我將盡可能介紹得詳細一些。需要説明的是，這部分內容的原始資料仍然來源於歷史教科書。

商子舟，男，漢族，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九（農曆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一）出生在靖州，爺爺是清朝拔貢，以教書為業，父親是個秀才。商子舟從小讀四書五經，並且是靖州第一家高等小學的第一批十二個畢業生之一，完小畢業後考入靖州中學。靖州中學是洛北地區二十三個縣唯一的一所中學，這裏有從北京大學請來的一批大學畢業生，還請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前清遺老、翰林。圖書館有《新青年》、《每週評論》、《新》等新文化運動時的著名刊物。靖州中學雖地處西北內陸，卻並不閉，商子舟正是在這裏受到了五四運動的影響，受到了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啓蒙，成立了靖州中學學生會，商子舟當選為學生會主席。商子舟勤奮好學，思想鋭，出於對窮苦百姓的深厚情，以天下為己任的商子舟萌生了走向社會、喚起民眾的思想，在靖州中學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時事研究會、劇社、畫社等等，還出版了一批宣傳進步思想的油印刊物。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靖州中學期間，商子舟先後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和進步組織“共進社”並且於一九二四年秋天，一個秋高氣的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後，中國共產黨黨員商子舟和幾個同學一起，取道山西、北京、上海到廣州投考黃埔軍校，榮幸地成為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一九二六年七月，商子舟參加北伐戰爭，隨東路軍出發，在江西吉安前線受命調到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工作，先後擔任國民聯軍駐k省總部組織科長、寧夏四路軍政治處長。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以後，形勢劇變。馮玉祥以“集訓”的名義，把全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共產黨員）全部解除武裝，監押在開封宮驛街三道衚衕第二中學，一個一個進行審查。較有名望的三十二個共產黨員則另行看管，商子舟是其中之一。十多天後，這些人被押上一截鐵悶子車驅逐出境。商子舟等人在武勝關逃，輾轉來到武漢，在漢口找到中共中央。同行的十二個人中，有的被派往蘇聯，有的留下做宣傳工作，有的派到南昌參加起義。商子舟被派回到k省的洛北地區，任中共靖（州）洛（州）軍委負責人。

商子舟認為，洛北地區軍閥派系很多，出了許多諸如井雲飛這樣的山大王，歷代統治者都拿他們沒辦法，不得不借重於他們的力量實行統治，就因為他們有槍桿子，有地盤。一系列失敗使商子舟清醒地認識到，要發展武裝鬥爭，一定要在封建武裝薄弱的地區建立自己的軍隊，創立鞏固的農村據地，只有抓起槍桿子，才能夠為老百姓爭取公平和人道。

如果用當時的政府觀點看商子舟的行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行為，所以，很長時間以來，商子舟一直被稱之為土匪或者共匪，就像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把井雲飛稱之為“大土匪”、“大地主”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