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黑色閲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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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中的知識分子昆德拉是寫知識分子的高手，是寫災難中的知識分子的優點和缺點的高手。蘇軍入侵，民族文化遭到摧殘，在這特定的環境中，知識分子何為？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主人公托馬斯是頗有名氣的外科醫生，因發表抗議文章而被秘密警察訊問。警方強迫他簽署一鍋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的聲明，但托馬斯拒絕了，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第二天，他和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一樣“自願”地降到社會的最低層，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後來，托馬斯在正在擦窗户的時候，發表他文章的編輯找他參加簽名，呼籲官方停止待政治犯。托馬斯對簽名行動本身提出廠質疑:簽名唯一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螂方卻説:“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辨清楚。”托馬斯意識到:思想並不能拯救命。當初自己的文章也許救了人，也許沒有。但是作為一個醫生，托馬斯知道自己救過幾條命。

對方指責他“騎牆”強調説:“這是你的責任。”

“把一隻半死的烏鴉從地裏挖出來，比給主席的請願書重要得多。”托馬斯最後拒絕了簽名。

昆德拉凸現清醒者的困境。在歐洲文化中，困惑始於漫的騎士堂·古柯德。當堂·吉河德騎着瘦馬衝向風車的時候，萬提斯便理解廠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模糊的，人面臨的不是一個絕對真理，而是一堆相對的互相對立的真理。奮卡爾“我思故我在”的英勇態度已變得不可靠，知識分子唯一具備的把握便是無把握的智慧。這樣，命題便被偷換成:‘哦思故我不在。”思想是知識分子軟弱的源，越有知識的人越沒有力量，這個發現是令人沮喪，同時也必須面對的。

你會笑嗎？

“笑”是昆德拉對人類存在本質的又一發現。

“笑”與現代如影隨形，在古代和近代，大畫家和大雕塑家都避免表現笑，他們認為美麗的面孔只有在凝然不動時才可以想象。

而在現代社會里，笑成為臉部特別受到喜愛的表情，這意味着缺乏意志和理智成為人的理想狀態。昆德拉沒有選擇地選擇了對“笑”的嘲笑。當然，他從不以“上帝”自居，他自己在被嘲諷之列。

《玩笑》的情節很簡單，青年知識分子路德維克因為與女友開了個玩笑，被朋友澤馬內免陷害，送入苦役營。歸來後他為廠報復澤馬內克，設計勾引其海倫娜。計劃成功後，他才發現:澤馬內克早想拋棄子，他的報復成了一個毫無作用的“玩笑”昆德拉説:“受到烏托邦聲音的惑，他們拼命擠進天堂的大門，但當大門在身後砰然關上時，他們卻發現自己是在地獄裏。這樣的時刻使我到，歷史總是喜歡開懷大笑的。”

“笑”的最高境界是幽默。什麼是幽默？幽默不是情侶在草坪上的放聲大笑，也不是喜劇演員在舞台上的表演，真正的幽默植於生活本身提供的更為深刻的對照:我們的希望與實際成就之間奇特的不對稱；從今天的急切、坐立不安淡化到明天的一場空；淒厲的痛苦和酸切的悲哀被柔和的時光所削弱。個過境遷，我們看到生活的全景，方能產生偉大的幽默。昆德拉小説中的幽默令人傷，正如果戈裏所説:“如果人們認真地久久地注視一件有趣的故事，那故事便越來越發愁。”喜劇的實質往往是悲劇。

昆德拉對幽默的定義是:“幽默:天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稜兩可中，將人暴在判斷他人時深深的無能為力中；幽默為人間豬一書的相對陶然而醉，肯定世間無肯定而享奇樂。”這種悲天憫人的幽默，將淚水與笑聲渾然一體，而這正是人類的命運。

小説內外昆德拉不僅是小説家，也是造詣深的爵士音樂家和卓有成就的電影藝術家。他在多個藝術領域內長袖善舞，遊刃有餘。他的電影、音樂創作與小説創作之間互相影響、水融。

昆德拉的小説常常“離題”他更重視“主題”而不是“故步”這與有着悠久的“講故化’傳統的中國小説迥然不同。因此，閲讀昆德拉，中國讀者起初都會經歷一次“期待視野”嚴重受挫的過程。怎麼故壯剛講了一半，主人公剛剛出場，又筆鋒一轉，從容不迫地講起另一個人物的故事來？其實，這種表面的鬆散，卻是骨子裏的緻密。昆德拉認為，什麼地方小説放棄了它的主題並滿足於講述故事，它就在什麼地方變得平淡。反之，一個主題卻可以在故大之外獨自得到發展。所以，離題並不削弱小説的結構秩序，而是使其更為強有力。

由於昆德拉深味音樂與電影兩種藝術形式的髓，所以他將防思妥耶夫斯基開創的“復調小説”推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陽氏對音樂的研究遠不如昆德拉深入，而陀氏的時代，電影還沒有產生。昆德拉用寫樂章的方式寫小説，例如《生活在別處》的七章，分別是:中速、小快板、快板、極快、中速、柔板、急板，構思一部小説跟譜寫一曲樂章、拍攝一部電影一樣“就是把不同的情空間並列在一起。”小説技巧，並非許多中國當代作家所理解的那樣，僅僅是技巧。高超的技巧，是以深厚的人文底藴和美學修養為底子的，而這正是中國作家所缺乏、也最難於彌補的。他們在編故書的本領上，可能比昆德拉高明；但在整合藝術與思想時，則顯得力不從心。他們只能入乎其內，而不能出乎其外，他們的小説至多也就是“故事”而已。昆德拉卻把主題隱藏在高妙的技巧之中，《生活在別處》是關於“媚俗”的主題，《不朽》是關於“歷史”的主題，而《緩慢》則是關於“速度”的主題，像萬花筒一樣令人眼花繚亂。

理解80年代中國的思想和文化，昆德拉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能對異國他鄉產生如許的影響力，充分説明了昆德拉的價值。

的確，小説如世人，正如麪包一樣不可或缺。

“勇敢者”遊戲——與克林頓對話的北大學生1998年6月29上午，美國總統克林頓來到剛剛結束百年校慶的北京大學。

克林頓首先在北大辦公樓禮堂發表長篇演講。演講以後，有七名北大學生對克林頓總統提問。早在6月25，北大副校長遲惠生先生就對中外新聞界説，北大將採用籤的辦法決定參加聆聽克林頓總統講演的學生名單。然而，許多北大學生並沒有獲得參加籤的機會，他們紛紛表示本就不知入場券分配的內情。

據1998年8月號的《華聲》月刊報道説，四百多張“珍貴”的學生入場券，以三種方式發放下去:一是直接進入班級，由學生民主籤，運氣好的自然“登堂有門”；二是入學生團體，由平時就喜好參加此類活動的積極分子獲得；三是系裏支配，主要“照顧”對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維捷的“優秀學生”通過第一種途徑分發的票數量最少。後來，進人禮堂的學生大部分是學生黨員、學生幹部和ā有向這兩方面發展的“積極分子”這些學生能夠代表北大嗎？尤其是那七名學生所提的問題，真的就是北大學生的水準嗎？當時在會場外面，就有一家香港電視台採訪場外的北大學生。有幾名學生就很不客氣地説:“他們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裏面。”裏面與外面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分野。那天北大學生所提的問題，大多數確實非常尖鋭，有的甚至有挑釁的味道。事實上，北大校方在提問還沒有開始之前，就已經暗示學生:要注意友好氣氛，畢竟克林頓是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和訪問北大的美國總統。但是，提問的學生依然要表示他們的勇敢和愛國，他們的“勇敢”使整個提問過程充滿了火藥味。他們的情緒普遍都動，彷彿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似的，彷彿被壓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出氣筒。克林頓在會後坦率地表示“當天批評的成分多了一些”這些學生也許因此而滿意了——他們在提問中表現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國家的“勇氣”和“信念”在蘇聯斯大林時代，有一個笑話説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見面了，兩人談論誰的國家更民主，美國人説:“當然是我們美國了，我們能夠到白宮門口去張着標語罵羅斯福。”而蘇聯人説:“那算什麼，你們充其量只能到白宮外面，而我們卻能夠到克里姆林宮裏面去，當着斯大林的面大罵羅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禮堂裏，無論怎樣尖刻地質問克林頓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相反還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這樣有利可圖的遊戲，誰不願意玩呢？今天，一本萬利的好事也許就只剩下這麼一樁了。

持續半個多小時的“辯論”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國的觀眾，很大程度上從這七個學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這所大學，是中國最進步的力量的集結地。這所大學，是世界關注中國的一扇窗口。然而，這次大的形象卻在克林頓訪問的過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人們由此對北大產生了徹頭徹尾的失望。北大不僅沒有把握住一次站起來的機會，反而再次重重地跌了下去。

那麼，讓我們再一次走進“勇敢者”們的遊戲，讓我們靜下心來思考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不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我們無能為力、但是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尋找一條條的線索，那讓我們羞愧的一切之所以發生的線索。找到了這些線索，複雜的疑團也許就刃而解了。這次北大學生的表現，是若干年以來北大疾病的一次大發作，是一次原形畢——醜陋雖然醜陋，但醜陋明明白白地昭示於天下，對北大自身來説也許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瘡長到了臉上，怎麼辦呢？

從《華聲》雜誌上，我們發現了提問的學生的名字，以及他們各自在會後的想法。於是，結合會場一問一答，讓我們返過頭去，對這一特殊的、意味深長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讀。

克林頓的演講十分彩。鑑於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慶，演講中，克林頓以中文“恭喜，北大”開始，引起全場長時間的掌聲。在演講中，他從歷史和思想層面展開，着重談了中國的轉型、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和人權問題。克林頓強調人天生的基本權利的普遍，認為個人自由是人類創造的來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説:“我們相信，並且我們的親身經歷也證實了，自由可以加強國家的穩定並推動它的變革。”他也反覆恭維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愛聽恭維話的習慣。他説:“北大正領導着中國邁向未來。”

“我們來這裏是想同你們——中國的下一代領導者們——一下有關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美中關係的極端重要。”第一個提問的是北大藝術系學生梁山鷹。他的問題是:“總統先生，很榮幸第一個提問。一如您在演講中提到的，中美兩國人民應向前邁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應增加。我個人認為，自從中國開放改革以來，我們對美國的文化、歷史、文學已有很多瞭解，對美國總統也知道得很多。我們還看了電影《泰坦尼克號》。但美國人對中國人民的瞭解卻似乎沒有那麼多。也許他們只通過一些描寫文化大革命或農村生活的電影來看中國。所以我的問題是，身為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閣下計劃怎樣加強我們兩國人民的真正瞭解和尊重？”有趣的是，這個學生後來表示，當時所提的問題只是大家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卻並非自己認為最興趣的問題。他坦白説，自己是一個音樂愛好者，悉美國許多搖滾樂隊，如同悉他的廣告專業術語。

“如果有時間，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樣，問問克林頓，他最喜歡的搖滾樂隊是哪一支？”這是一種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裏想問什麼就問什麼，為什麼要言不由衷呢？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本就在於，説自己想説的話。如果在外部的壓力之下不能説自己想説的話，這樣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動放棄説自己心裏話的自由，這樣的人是最可恥的人。

梁山鷹同學有什麼樣的理由認為他在大會上所提的問題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呢？他經過怎樣的統計和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來？即使大家都關心這個問題，但是自己並不關心，為什麼就不能問自己的問題呢？老想充當大眾的代表和代言人，這樣的思路是有問題的。一個連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夠代表誰呢？這種“代表”是虛幻的代表。

接着我們來分析梁山鷹所提問題本身的矛盾和混亂。首先，中國是否很深入地瞭解了美國的文化、歷史和文學？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的文化在中國社會一直僅僅是遊離體，像油浮在水面一樣，並沒有被中國真正地收。對於美國的清教主義、對於美國的人權理念、對於美國的法律制度，即使是自稱英的北大學生和教授，又有多少的瞭解？梁山鷹同學用《泰坦尼克號》來作為自己瞭解美國的例子，顯得十分荒唐。這部電影能夠代表美國文化的華嗎？這樣的自信還是少一點的好。在這樣自以為是地發言之前，應該好好泡在圖書館裏，讀讀傑斐遜、富蘭克林、愛默生等美國第一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瞭解究竟什麼是美國和美國的神。憑空而來的自信是空中樓閣。作為北大學生，舉一部娛樂電影來證明自己瞭解美國的文化，未免有點太掉價了。為什麼不説惠特曼、梭羅、馬克·吐温、福克納呢？克林頓總統在演講中頻頻引用胡適的名言，與對方相比，倒是顯出自己不瞭解美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