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閲讀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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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早被顛覆。不過趙姓皇帝雖然到了平安坦境,仍不斷做着隨時被推翻的惡夢。這惡夢使未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叛變外,其他什麼事都不能做。對遼和對西夏的屈辱戰爭,證明他們只會剝削人民財產奉獻外國,而無力保衞人民。廣大農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強烈兼併下,產生大批農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員數目,每年都在膨脹,士大夫越多。離生產的人也就越多。他們以全民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人數,佔有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財富,而仍掠奪不止。這個士大夫所高興的樂園,實質上是一個熱度
高的大火藥庫。
於是產生變法運動,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王安石效法紀元前四世紀另一偉大的政治家公孫鞅,用革命的全盤改革,來挽救宋帝國和士大夫自身的惡運,同時也解救倒懸在水火中的平民,他的見解被皇帝趙頊所採納。趙頊是一個生長在深宮之中的皇帝,屬於少數傑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一o六九年,趙頊任命王安石當宰相,變法立即開始。
變法是全面的,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教育。我們把他最重要的措施,歸納十項,作一簡單敍述。
一確立預算制度,並控制預算。王安石設立一個“計劃部”(制置三司條例司。三司:度支司、户部司、鹽鐵司)自兼首長,對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進,嚴厲制止私人挪用或沒公款,結果每年為國家節濕支百分之四十。
二建立政府儲蓄食糧制度。過去,各行政區(路、州)向中央政府每年繳納以食糧為主的賦税,都有一定數額:豐收之年,不能多繳;歉收之年,不能少繳——全靠向貧苦的農民強迫搜刮。而且還要千里輾轉,運輸到首都開封,費用巨大。王安石頒佈均輸法,用貨幣代替實物納税,以免去運輸上的困難。由各行政區在首都設立專用倉庫,豐收時大量購入,歉年時就可不必強迫搜刮農民。
三建立政府貸款制度。中國農民最苦的子,大都發生在“青黃不接”之時。即稻麥剛生出青苗,還沒有變黃成
,農家存糧往往用盡,新糧又未收穫,需錢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貸款給農民,收取他們向地主貸款時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穫之後,再行歸還。因為這項貸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證的,所以稱“青苗法”四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賦。士大夫地主兼併貧農耕地時,往往隱沒田籍,不繳納賦税。王安石對全國耕地,加以清查,結果清查出三百六十萬畝之多。又頒佈方田均税法,對全國耕地,重新評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肥沃的耕地賦税多,貧瘠的耕地賦税等差減少。
五建立平抑物價制度,設立平抑物價機構“市易務”首先在首都開封施行,物價低廉時,由政府購入;等到物價上漲,再行售出。
“市易務”這個機構還兼營銀行,人民用金銀綢緞或不動·產作抵押,就給予貸款。這是一個經濟的大進步,稱“市易法”六建立公平勞役制度。王安石頒佈“免役法”規定全國每一個成年男子,都有為國家服勞役的義務。如果申請免除勞役,必須繳納代役金,稱“免役錢”由政府代為僱人充當。
七加強國防軍訓練,淘汰老弱殘兵。宋帝國的國防軍,一部分集中首都,一部分集中邊疆,輪更調,目的在使兵將不相
習,以免叛變,這些國防軍平時就有八十萬人,僅軍餉開支,即佔國家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戰,不堪一擊。王安石強迫老弱退役,廢止“更戍法”國防軍不再輪調,而把他們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區,委派專任司令官(鎮將)平時負責訓練,戰時帶兵出征,使上下互相瞭解,如臂使指。王韶所以能收復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就是因為他所率領的部隊,是變法後的部隊。跟變法前的部隊比較,好像是來自兩個星球。
八更新武器,國防軍裝備全部現代化。國防部隊的腐敗,在武器方面更為嚴重。不僅數量不夠,而且大都鏽爛,一萬張斷了弦的弓,跟沒有一張弓一樣。王安石設立中央兵工廠(軍器監)徵求新式武器圖樣及設計,淘汰全部落伍的武器。
九建立並加強人民基層組織,集合“管”、“教”、“養”、“衞”於一個稱為“保”的單位。王安石頒佈“保甲法”規定十個家庭組織一個“保”五十個家庭組織一個“大保”五百個家庭組織一個“都保”守望相助,隨時糾察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人。一家有兩個青年時,選出一個充當“保丁”利用農閒時,集中軍事訓練。
十改進考試課目和學校課程。自從唐王朝之後,考試課目,主要有二:一是詩賦;一是帖經——即對《五經》的填空白試法。這種人才跟國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實行了約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們一律取消,改為考試議論文,培養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學校中除了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經新議》(三經:《詩經》、《書經》、《周禮》還教授地理學、經濟學、史學、法學、醫學。
這是王安石變法中的主要改革,然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總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他的變法終於失敗。
八新舊兩黨的鬥爭宋帝國的內在危機,人人皆知,人人都認為必須改革。不過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必須在不損傷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遠在王安石變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o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實行過改革。他先從小地方着手,只輕微地淘汰了少數官員,限制未來的“蔭子”數目。蔭子,高級官員的子弟不經過學校和考試即行當官的一種制度。有些官員還沒有結婚,而兒子已經被政府委派官職,甚至懷抱中的嬰兒,往往已是科長縣長。范仲淹僅把這種荒唐的弊,稍為縮小,要求必須確實有兒子而且年滿十五歲。但這已立刻就引起高級官員的公憤,把他納入小人系統。范仲淹是一個伶俐的人,在還沒有招來更嚴重的打擊之前,立即辭職,一切復舊。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氣使他堅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來的不僅是公憤而已,而是全體既得利益階層瘋狂地猛撲,他們被稱為“舊黨”那位在“濮議”中堅持稱老爹為伯父的司馬光,則被奉為領袖。王安石所領導的變法改革集團,被稱為“新黨”王安石自然是新黨領袖。王安石雖然也屬儒家學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給他的束縛。司馬光則是一位正統的儒家,反對任何古代所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司馬光跟皇帝趙頊之間,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充分表出這種思想。趙頊曾問他:“紀元前二世紀的西漢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蕭何制定的法律規章,不加改變,你以為可以嗎?”司馬光回答:“當然可以。豈止西漢王朝可以,即今紀元前二十三世紀的那些帝王和他們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規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話,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漢王朝皇帝劉徹改變祖宗的法,盜匪遂遍中國。劉
改變父親的法,西漢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規章,絕不可有任何改變。”還有兩件事可以幫助我們的瞭解:一宋帝國不成文法,皇家教師(侍講、説書)給皇帝上課(經筵)時,一向是皇帝坐着聽,而教師站着講的。變法的前一年(一o六八)王安石建議:儒家學派一直提倡尊師重道,應該讓教師坐着講解才是。這個建議馬上遭到反擊,大臣劉分阝認為教師站着講書,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實行五十餘年,絕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呂誨更有趣,他在彈劾的奏章上説:“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禮,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嚴懲王安石這個
。——世界上確確實實有一種奴
非常堅定的人,使我們嘆氣。
二變法開始後,遼帝國曾提議重新劃定太行山以西(山後)代州(山西代縣)一帶邊界。皇帝趙頊命大臣們提出意見,退休宰相韓琦(即好水川戰役“軍中有一韓”的一韓)建議説:“我們有下列七事,觸怒敵人:一、高麗王國,早已離中國,成為遼帝國的藩屬。我們卻利用商人,跟它恢復舊有關係,遼帝國當然認為對它不利。二、我們用武力奪取吐蕃王國的河漢地區,遼帝國當然認為下個目標一定是它。三、我們在代州沿邊,大量種植榆樹柳樹,目的顯然在阻擋遼帝國騎兵奔馳。四、我們又在國內實行保甲制度,寓兵於農,教人民戰鬥技能。五、黃河以北各州縣,積極修築城郭,掘深護城河渠。六、我們又設立兵工廠,製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裝部隊的裝備。七、我們又在黃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個將領,加強駐屯的國防軍訓練。以上七項,都是刺
遼帝國的措施,使他們反
。我們只有一個方法才可以使遼帝國相信我們的和平誠意,跟我們繼續友好相處。那就是,立即把這些措施,全部廢除(跟高麗王國斷絕通商,把河漢地區
還吐蕃王國,剷除沿邊限制敵人騎兵深入的榆樹柳樹。解散保甲,停上人民軍事訓練。黃河以北州縣城郭,隨它頹塌,護城河渠也隨它淤
,停止修築。撤銷兵工廠,停止製造武器,停止更新裝備,停止軍隊現代化。撤銷黃河以北三十七將領,停止軍隊訓練)等到上述的七項措施全部廢除之後,陛下再養民愛力,選賢無能(他跟司馬光)疏遠
(王安石)進用忠良(他跟司馬光)遼帝國自然心説口服。”這就是有名的“韓琦七項奏摺”於一o七四年呈給趙頊。韓琦因“濮議”一案,已被納入小人系統,現在因反對改革的立場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統。
士大夫反對改革,固然是一種本能反應。但更主要的是,改革傷害到他們本身。像預算制度,使國家開支減少百分之四十,則這百分之四十所豢養的官員,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貪污,自然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農急時放高利貸,才能合法的兼併貧農土地,現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貸款,阻了他們的兼併之路,自然憤怒。像“免役法”過去實行“差役法”時,士大夫家
本不服勞役,築城築路以及地方供應任何勞役,徵調民夫時,全部由平民承當。現在把這種他們一向輕視的勞動加到身上,使他們與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們當然不會傻到明目張膽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吶喊,但他們卻可以為維護“祖宗法度”而吶喊。不過,在情急的時候,也會忍不住
出嘴臉。有一天,當趙頊告訴文彥博,人民都歡
改革時,文彥博反問:“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統治國家?還是由小民統治國家?”趙頊頓時不能回答。
到了最後,舊黨更滲透到皇宮之中,使趙頊的老孃高太后也站在他們一邊,不斷向兒子警告:新法禍國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輕改。事實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無可挽救的困難:一是,本世紀(十一)七十年代恰巧發生一連串旱災,在舊黨策劃下,開封安上門管理員(監安上門)鄭俠把饑民亡情形,繪成圖畫,呈送給趙頊和他母親高太后,宣稱這就是變法改革的結果,如果不馬上停止變法改革,旱災還要擴大,饑民還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沒有力量把反對新法的舊黨逐出政府,更不要説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孫鞅所得到的堅強支持,皇帝趙頊無法跳出宋王朝立國的傳統,他只能把舊黨貶出中央,貶到地方上擔任地方政府首長,不能把舊黨全部貶為平民。問題就發生在這上面,因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執行。於是呈現出一種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異場面,即由一批反對新法的人,負責執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們用種種方法加以破壞,故意迫使農民痛恨新法,以證實新法的罪惡。
一o七六年,王安石終於下台,他只當了六年宰相。他辭職後,由他的助手呂惠卿繼續主政,然而不久被攻擊去職,只靠皇帝趙頊一人堅持下去。一o八五年,趙頊去世,十歲的兒子趙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臨朝執政。她立即召回被貶到洛陽的舊黨領袖司馬光擔任宰相。剎那間,變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銷,一切恢復原狀,即韓琦所歡呼的原狀。
司馬光是當時知名度極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議”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編的《資治通鑑》——從紀元前四o三年到紀元後九五九年,一部很詳細的中國政治編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紀,這部大約六百萬字的鉅著,仍是最有價值的史籍之一。在這部鉅著中,司馬光要求國家領導人,必須有偉大的襟,以採納不悦耳的意見。他給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國家領導人,他必如此,因為這是正確而榮譽的道路。可是,當他一旦接觸到實際大權,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別人的。權力像試金石,立刻使他暴
出剛愎自用的
格。當他決心撤銷縱是舊黨也不得不承認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時,蘇軾再三力爭不可,司馬光大怒,蘇軾説:“從前常聽你稱讚某人犯顏直諫,某人據理力爭。今天你剛當宰相,就不準別人開口。”另一位大臣範純仁(他後來也當宰相)也認為“免役法”已獲得一致擁護、只不過少數權勢人家不便,萬不可改。司馬光立刻翻臉,範純仁説;“你如此聲
俱厲,不過堵人的嘴,使人不敢開口罷了。凡事應虛心地聽聽大家意見,不必一定謀從已出。”但這一切不足以動搖司馬光走回頭路的決心。
九舊黨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