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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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我的选择又是一个错误。但这在当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一方面我急于躲开、安顿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需要的那种环境原本就不存在。我在选择之初还处于相当模糊的时期，在痛苦、犹豫和决绝之间徘徊，追求中还抱着一分幻念。

杂志社的头儿是个四十多一点的女同志，矜持而端庄，看上去只有三十左右，是什么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第二任子。她用一个磁化杯子喝茶，在一个合用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她常常与大家一块儿讨论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给人和蔼随便、认真和有原则的印象。她的对面正好有一个空桌，这会儿就成了我的地方。

每天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丁香味儿，她大概使用了那种香型的化妆品。她是一个十分干净利落的女人，打扮上真是一丝不苟。她微胖、白皙，一双眼睛黑亮得像个婴儿，平时很喜吃零食，上班时常吃一点新疆葡萄干、松籽和话梅等，每一次都递过来一些。

比起原来的头儿，我觉得她好多了。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累一些也没什么。本来杂志社规定一三六上班，可我愿意每天都来这儿。与过去不同的是，我现在要参与讨论版面、稿件、文化科技动态和艺术等等，新鲜而富有弹。这十分合我的胃口。不久，就由我亲手编发了我的导师的遗作——那些动人心弦的诗作。我们的杂志有文学艺术版面，它以前由主编兼管，这会儿就让我接替了。

杂志社与o三所相比，工作人员的福利要差一点，但也相当好了。每个编辑人员除了按时发放工资外，还有坐班费、编辑费及好稿奖励。整个杂志社共二十余人，有一幢办公楼，一座宿舍楼、四辆车，经济上独立。由于杂志发行量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二十万份，所以非常宽裕。后来各种严肃报刊的发行量受电视和通俗读物的挤，数量急剧下降，我们的杂志也保住了十万大限。这样经济收益仍然很好。加上这份杂志一直是政府支付经费，所以它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即便发行量下降到几千份，工作人员的工资仍然不成问题。

主编柳萌经常把丈夫对刊物的意见告诉我们，使我知道她非常看重男人的意见。每一次她都让大家一起分享那种特别的乐:"他看得才认真哩，哪个标点不对都用铅笔标出来；还有，哪个的该用地，他都划了记号。他说图太草率…"我注意看了看，发觉除"图草率"一条是绝对正确之外，其他的都搞错了。

她特别注意收集社会上的反应，如果是某个领导的意见，她就会召集大家议一下。所有杂志社的人胆子都蛮大，一些的稿子也敢端到主编面前，她一高兴就签发了。我发现她与一些领导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长，说话非常随便，而且还不时地一句:"就不！"

"我就不！"

"我才不管哩！"当然，这不是什么大胆的顶撞，电话另一端的人绝不会恼怒的。

凭了柳萌的关系，我们的杂志几次化险为夷——有些稿子当然要得罪人，有的告到上边头儿跟前，头儿就抓起电话直接找柳萌。柳萌据理力争，不时地吐出几个"就不"，问题就解决了。

柳萌是杂志社绝不可缺的人物。我觉得她唯一的缺点是容易接受影响，自己内心并无什么固定主张。但她人的确不坏，善良，单纯，心态绝不像四十多岁。同室的一个三十岁左右、发非常浓重的男编辑，好像可以拘束柳萌。他不愿做的事情，柳萌也没有办法。男编辑脾气很大，有一次我上班略晚了一点，一进门发现他把一个水杯子扔在地上，柳萌的脸正转向窗外。我坐下来，柳萌还站在窗前，一只手在掏手绢。后来她转过身，让我看到了发红的眼睛——她刚才哭过！

我稍稍有点吃惊。

她极力显得什么事儿也没有，马上笑着问我，说封二的女画怎么了？我最不喜一窝蜂跟上了:现在几乎所有的杂志都要刊登女半女。她说:"我们家那位这一次比较解放，他说人体美嘛，这有什么不好？不要太保守，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与"保守"毫无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合，与真正的勇敢并不搭界。柳萌仗着一点什么，很喜扮演思想解放的勇士，言别人所不敢言，做别人所不敢做，骨子里却很愿讨人喜。她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坚持过什么。

这是我一眼就看得出的。

柳萌在两个方面都会被接受:上层与民间。子久了，我终于明白那个男编辑与她的关系非比寻常了:他们一起出差、一起参加笔会、加夜班等等。她有时注视对方的目光是十分青的，那往往是短促的一瞥。而那位副院长老头儿与她恩非常，每次都用自己的车接送，她对老院长也像对待一个大孩子。

有一次她与我讨论起"瓷眼"的事情。我不愿提到他，她就一个人谈:"都知道那家伙那方面太糟烂。像畜生一样。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有一次开会见面，他握住我的手就不放，两眼直勾勾看人…还与我们家那位是老朋友呢！什么玩艺儿，他对你的评价本干扰不了我们，我知道他的德。当然了，男女的事儿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惊小怪——关键看是不是有真情实意，就是说情深不深，两个人如果真…"她端起磁化杯喝茶，没有了下文。

可惜这样悠闲的子很快就过去了。大约是我进杂志社的第二年，关于刊物自养、自负盈亏的风声就大起来。柳萌让大家不要慌张，说不管他，全城剩下一份刊物由政府补贴，也得是我们。大家对她的话坚信不疑。

果然，全市刊物自补会议开了好几次，不少刊物都从补贴名单上划掉了，我们的刊物仍然照旧。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三年，又是传言刊物自救，说政府改革措施加大，将把各种各类刊物一律推到自由经济之中，砍掉所有补贴。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男编辑已经受柳萌之托，动手搞一个"基金会"了。他差不多停止了正常工作，一直开一辆专车在外面奔波，社里的小女打字员随其左右，称为"女秘书"。我们问主编刊物前途，她说:"找过上边头儿了，没事。"男编辑越来越忙，他开始到很远的东部去搞钱了，而且正式提出车上要装备一部无线电话。柳萌同意了。她自己一直想装这样的电话，但没舍得。

基金会进展缓慢，柳萌说现在办什么都难。她开会布置工作，特别强调杂志社的"创收"问题，说尽管我们刊物没事，但仍要提防"无米之炊"，要求我们每一个编辑都要关心经济问题，想点子、出方法；还特别提出一个规定让大家讨论:在"创收"中效益显著者的回扣——即从全部款项中多少归他所有？她说这之前是严的，但如果形势严峻了，这个问题就由不得别人，这关系到一份杂志的生死存亡！"挽救刊物就是挽救未来！"美丽而庄严的一句警语——从哪儿学来的？这不像她的语言，也不像她那个胖乎乎软绵绵的老头儿的。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杂志不同于其他杂志，物质基础相当雄厚，长期以来又得到上边的有力支持，而且订数直到目前居高不下；再加上广告费，自保当是没问题的。从长计议对，但如此惊慌，磨刀悬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了。如果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大手大脚花钱，基金会早成了。大家得捞且捞，比一比那些勉强维持着基本工资的严肃杂志，比一比那些长期发不出工资的企业，我们这样搞钱实在有愧。我们办这么一份浅而不恶的刊物，有什么理由大把地分钱？

我知道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刊物办不下去，因为本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她担心的是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地分钱。

真正有经济之虞的杂志当然有，但它们大多是那些真正严肃和纯洁的刊物；而这样的刊物，我们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呢。

那个男编辑的地位本来就特殊，这一来更是目中无人。他仗着那身浓重的发，往了不少不道德的女孩子。不止一次有姑娘眼泪汪汪跑来，诉说她的幸与不幸。这种时刻如果柳萌在场，整个杂志社就了套。她会一改平时的娴静温和，大声训人，噔噔噔楼上楼下喊…这样忙上半天，直到小姑娘溜了，她才能坐下喝茶。她的脸汗津津的，说现在这个年头，什么事都有，还说不准她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见她了吧？

连脚趾甲都染成了蓝的！"多男子十天半月不来单位一次，带着身材微小的女打字员飞一样来去。有一天他回来了，柳萌立刻不失时机把他关到里屋，叫嚷:"好好谈谈，该好好谈谈了！"里面很快就传出一阵吵闹。男编辑嗓门大得吓人，一会儿又发出委屈的鼻音。接着是一阵寂静，静得让人担忧。谢天谢地又有了声音，是柳萌弱小而坚定的声音:"就不！就不！

…

"半个多小时之后，两人和颜悦出来了。多男子向我、向其他人举手行礼，又对柳萌说:"我先去了，主编！"就下了楼。

柳萌微皱着眉头自语一句:"这个人哪，唉，也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柳萌对他的不还是明显增大。首先是嫌他走了不及时回来，再就是"名堂太多"，"名堂"大概指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于是只要她逮住男编辑，就要往狠里戴一次。到最后有一个人沉不住气了，就是小女打字员。她平时不言不语，这会儿突然勇敢起来，在主编独自喃喃的时候，竟然撅起嘴"哼"了一声。柳萌砰地放下杯子，"你哼什么？"

"我哼不公！"

"你懂得什么公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