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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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还记得那张照片，还记得。

照片上是两个穿西装的少年，一个瘦些矮些，一个高些胖些。瘦些矮些的两只眼睛很有神，直视着镜头；高些胖些的两眼斜睨着一侧，脸上是一种颟顸的神情，而且，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的脑门上、下巴上都疙疙瘩瘩地长着一些疮。

那张照片后来在“文革”、“造反派”抄家的时候，从父亲那里抄走了，后来落实政策退还抄走的照片时，没有发现这一张，想来一定是混中给丢了——没有人会截留那张照片，对于外人来说，那是一张极其无聊、乏味的照片。

他在小时候多次看到过那张照片，现在照片不知所终，他却一闭眼仍能复制出来。

照片上是他的大哥和二哥。

2父母刚过20岁就生下了大哥。大哥刚一岁又生下了二哥。两个只差一岁的亲兄弟长相和格竟截然不同。

大哥直到成年以后，仍个子不高，始终没发过胖，但他从儿童时期便浑身充溢着仿佛随时要爆炸开来的力，而且胆子奇大。母亲多次讲起过大哥小时候的一桩事——那并不是惟一的或特别突出的事，母亲不过是用其举例举得习惯了而已——那时他刚上小学，才七八岁的样子。有一天，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秋千，起秋千来了；怎样的一个秋千？那时候父亲在宁波海关当外班验估员，宿舍在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很窄，两边相对的三层水泥楼房之间，大约只有两米的间隔，大哥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大约三米的木板，爬到楼顶上随便地往两边的楼沿一放，木板上套下一条绳索，成环形，他自己便坐到那绳环上，开心地起秋千来，而且越摆幅越大。那木板随着他的动在逐渐地滑移，眼看着一端的木板已经快要离楼顶…当时，望见这一类似杂技表演的邻居们全都惊惶起来，一位从窗口探头张望的太太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尖叫…妈妈被唤出望见这情景时，双手捂在前不知所措…后来大哥是如何停止动，如何回到屋顶，如何安全回家，都不记得母亲是怎样代的了，单记得母亲所形容出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一想起大哥，这一幕还会如电影般地在脑海中放映出来…

据母亲说大哥从小就经常挨父亲的打，像秋千这种行为，打得还轻，他在学堂里的淘气行为，危及别的同学，使家里丢脸，那就打得很重了。比如说有一次上唱游课(相当于如今体育课)，他趁老师眼瞧不见，将大家共玩的一只皮球用力掷进场边一棵老桑树树干上的一个窟窿里了，还跳着脚拍手自我叫好…母亲说为那事父亲打他的股，边打边命令趴伏在凳子上的大哥认错，而大哥就是不认错，不仅不认错，还咬紧牙关不哭，股被打得肿起老高还不哭。最后就气得父亲去找锥子来要往他股上扎，母亲过去死死抱住父亲胳膊哭着求情，才算没扎上去…

二哥却一生下来就很温驯，甚至温驯得令父母怀疑他是否有些弱智。但二哥饭量很大，又吃零食，因而很快个头就超出了大哥，并且发育成一个小胖子。不过二哥身体并不好，经常伤风，长着鼻涕，一到夏天就头生疮，形象很为不雅。那时家里经济状况足称小康，父母给他们西装革履地装扮起来，又一定要送进学费昂贵的教会小学读书。两个人学习成绩都很差。大哥是鬼聪明、贼淘气，但心思不用到功课上；二哥是绝不淘气，却让老师到死不开窍。大哥在学校里经常欺侮别人，二哥却经常受别人欺侮。两个人不在一个年级一个班，但上学时一块儿去，放学时在校门口一块儿结伴回家。常常是放学汇合时，大哥见比他高出半头，也宽出一块的二哥，鼻孔里挂出两串鼻涕，眼泪汪汪的一脸委屈，便问:“哪一个又欺侮你了？”二哥便总先是发呆，又缓缓摇头。大哥急了，便又大声再问一遍:“究竟哪一个嘛？”于是二哥便嘴里含着棉花般地说出一个同学的名字来，自然是绰号，如“鲤鱼头”、“大汤团”之类，大哥便让二哥在校门口站着不动，一径去寻那“鲤鱼头”、“大汤团”去，寻到了，也不询问，劈头便打，对方逃跑，便追赶，赶上再打，直到打得“唉哟”连声，讨饶不止。最后赌咒发誓:“再也不敢欺侮你弟弟了！”大哥这才罢休；也有并不逃跑、讨饶、服输的，便扭住对打，打成平手，双双冲出围观的人群，互相扭头恨恨地骂:“下回再来！看你还敢不敢！”大哥便会脸上身上挂着彩地回到二哥身边，二哥也不知，两人便往家里而去…那被大哥一时打败的，事后未必真的履行誓言，那打成平手的更憋着要出气。结果是二哥再去上学时又再受欺侮，大哥得知便再去替弟弟报仇…

大哥这样打架，自然很快就引起了校方注意，校方便把父亲请到学校去，校长亲自接待，很客气，告诉父亲鉴于大哥这种情况，他们只能请他将大哥领回家中。为顾全海关职员的名声，他们这样做不叫开除，也不叫斥退(是一种比开除级别低些的处分，被斥退者一般较被开除者容易转到别的学校读书)，而叫默退，即不出告示不扬恶名，蔫不唧唧地将学生除名，这样就完全不影响大哥另换一个学校去继续学业…父亲听完少不得暂时按捺住心中一腔怒火，回到家中，便又发狠地打大哥的股，奇怪的是这时二哥并不跑到父亲跟前为大哥说情，比如说一声:“爸，哥是为了我受欺侮，才跟别人打架的…”而是只知在一旁吓得着鼻涕哭泣；大哥依旧不讨饶、不哭，也并不解释自己找人打架的缘由…妈妈则在一旁叹气。

大哥换了另一所私立小学，学费也不低，教学质量却差多了，但他仍旧惹是生非，没念多久，便被斥退。据说父亲气得面如金纸，却没有为斥退再打大哥，我记得母亲回忆起那时的情形，是这样说的:“你爸爸认定你大哥是块不可雕的朽木，从那时候起他就讨厌他，再没给过你大哥一个笑脸…”3大哥二哥都比他大十几岁，他懂事时大哥二哥都已经是青年了。他只和比他大八岁的阿姐玩，有时候也和比他大十多岁的小哥玩。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山城重庆度过的。那时候他家不住在城里而住在南岸，从他家的台望出去可以看到整个山城的剪影，经常笼罩在灰雾中，入夜则闪烁着万家灯火。大哥断断续续地读书，没读完中学就读不下去了，他父亲便给大哥在海关找了个差事。那一时期的大哥在他印象中是一个极为模糊的存在。他不记得那时关于大哥的一切，除了那一天父亲摔碗的一幕。

详情他长大后听母亲讲过，但他后来有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值得记忆的事情，因而终究还是又不知其然了。总之，那时候的大哥经常同父亲冲撞，他还记得母亲有一次把家里的水果刀、剪子一类利器都藏到了装大米的缸子里，他后来懂得了那是为什么，当时却只觉得好玩，很为自己掌握了那样一桩秘密而得意，并曾跑去向刚放学回到家里的阿姐报告那有趣的发现…再有就记得那一天大家围桌吃饭，吃的是面条，一种浇着十分可口的臊子的臊子面；父亲和大哥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著什么，母亲和阿姐等大概都紧张而担忧地望着那不能相容的父子俩，而他却懵懵懂懂地只在那里单拣臊子吃，得嘴角上糊褐的卤汁…忽然父亲把一整碗没怎么吃的臊子面往地板上用力一摔，站起来厉声指着屋门对大哥吼:“滚！你给我滚！你再莫回来！”

“滚就滚！我再不会回来！”大哥“呼”地站起身来，扭头便朝屋门外大步走了出去，转瞬消失。

惟独这短暂的一幕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记忆中。那一年他大概还不足四岁。

母亲当时为什么不站起来阻拦大哥？据母亲后来说，父亲和大哥的冲撞次数已经太多，她虽忧心忡忡，毕竟又司空见惯，且这一夫一子都是暴烈的脾气，气头上谁也听不进她的劝阻——更主要的是，母亲以为那一回大哥也无非如同以往一样，天黑净时也便回家，或至多赌气到他的朋友处待上几天，过几天后身上的钱花光了自然还是回来。

但那一回大哥却真的一去不返。

大哥离家出走后他怀念过大哥吗？他向父亲母亲阿姐小哥他们这样询问过吗:“大哥呢？大哥怎么不回家呀？大哥到哪儿去了呀？”据他父母阿姐小哥等回忆，他没有那样的表现，他一句没有问过。他照常同家里的大黑猫嬉戏。

大哥扭头走出家门的第二天，母亲便开始着急，阿姐小哥他们分头去大哥可能借宿的亲朋家找过，毫无踪影，更无消息…三天四天，一周半月，大哥不知所往，下落不明。但父亲不容家里人提及大哥，有一天更在饭桌上庄严地宣布:“我只当没生这么个儿子！你们也要只当没他这么个人！”4大哥出走的一幕演出时二哥不在场。二哥那时候不在重庆而在乐山，他初中毕业以后考取了乐山的一所技术学校，学木材加工。

二哥属于那种晚型的人。直到初中阶段他还笨得出奇，不仅功课成绩很差，那时候学校教师除了给学生评定行评语还要评定一种“‮趣情‬”分，他竟总是只能评上个三十四十分，也就是说他那么个青少年竟全无‮趣情‬可言，固然还不至于令人生厌，但可以说是相当地乏味。以当时父亲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是力所能及的，大哥不肖，另当别论，二哥倘能考上大学，自当鼎力支持，但二哥初中毕业已很吃力，考蜀香中学的高中名落孙山，到野中学去上高中学费一样不低，学完了也无考入像样大学的希望，所以父亲托了一位朋友崔伯伯的关系，把二哥安排到了乐山技术学校去学一门将来不难谋职的技术。谁知到了那有“神秘大佛”的乐山以后，二哥竟突然鸿蒙顿开，他不再傻胖，而且也不再挂出两筒鼻涕，脑门脸颊下巴上也不再生疮，更重要的是他眼神光开始凝聚而锐利，脑瓜里的聪明仿佛啄破了蛋壳的小，飞快地长大，不久便能拍动着健壮的翅膀喔喔啼叫——他上到第二学期时便达到品学兼优，暑假里提着个小皮箱回到家里，一身不怎么合身的西装(父亲穿过的)刷得干干净净，里面的衬衫领子雪白，扎着一条蓝的领带(姑爹姑妈送的)，头发刚刚在理发馆里洗烫过，斜分着，多的那半边发型是高高地呈隆起状，少的那半边服服帖帖，脚上还蹬着一双涂了厚厚一层鞋油的旧皮鞋，望去俨然一位书香少爷，更何况见到父母便递上一张大多是“优”、“良”只有一二项是“中”的成绩单，那评语上说他诚实善良，勤学苦读，尊师校，洁身自好，总之几乎全是褒语，而‮趣情‬分则达到了80之多——二哥自称他在技校参加了业余剧团，在陈白尘编剧的《升官图》里演了一个什么角，任是什么角，任他演技如何，他能登台演戏，这就证明他绝对不再是个低能儿，而成为了一个聪慧的时代青年！父母都为二哥高兴得合不拢嘴，在饭桌上频频指示阿姐和小哥以二哥为楷模。他记得，倒是没对他提出什么向二哥学习的要求——因为他毕竟还很小，父母容许他且与大黑猫为伴，任意嬉戏。

二哥和小哥玩得很好。暑假里两个人坐轮渡过江，到城里姑爹姑妈家玩，大看电影——主要是好莱坞电影，那些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那些好莱坞电影明星，至今二哥和小哥仍如数家珍；他们有时候是同姑爹姑妈家的大女儿田霞明和二女儿田月明一起去看那些电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不怎么跟他阿姐一块儿玩，过江看电影也往往不带阿姐一起去，阿姐便苦闷得只好同他在南岸的家中玩一些自己发明的游戏，比如“卖水”——在阿姐所卖的那些自制饮料中，他买的最多的是滴进蓝墨水的凉白开…

他记得二哥同阿姐发生过好多次冲突，记得阿姐蹲在地板上哭，说二哥打了她…但等他长大以后，提及这个印象时，二哥矢口否认，阿姐也含含混混地说:“晓得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儿！”51950年对重庆人是个命运的分界线。1949年10月1还并不是。1949年10月1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来有的史书记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固然实质上是那么一个意思，但你如果注意看有关的电影记录片，就会发现他宣布的还是政府的成立)，泽东那庄严的宣布使得北京城一片腾，然而同一时间的重庆城市面上却异常地沉寂，因为那时候重庆还没有解放，解放军还没有突进到那里；当时国民的高官大都已经飞往台湾，政权机构实际上已经瘫痪，驻军也已开始自动溃散，或在准备投诚；共产的地下组织积极地准备着接应解放军，却也尚未正式公开亮相；盼望解放军到来的人们或待在家里收听北京传来的电波，或者到街上喜形于地聚集议论，但也还没有条件公开地集会呼；心怀不乃至充恐惧又没有条件远走高飞的人，则各自打着形形的应付变局的算盘；也有为数不少的中间派，他们对腐败已极的国民毫无眷恋，对神秘莫测的共产即将到来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还有一些小市民、氓地痞、社会渣滓，则利用社会的真空状态和混局面拼命捞钱，捞好处，捞原来还不敢捞、不敢那么鄙那么残忍地去捞的东西，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到坑蒙拐骗、抢劫，无所不为，无奇不有…这局面直到1949年冬天解放军开进重庆才终于结束，并相当迅速地建立起了一种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新秩序。

自1950年重庆人各自重新确立自己的命运，该翻身的翻身，该倒霉的倒霉，该侥幸的侥幸，该沉沦的沉沦，就是到头来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既没提升也没下降的中间一群，也都经过了重新定位。

他的父亲在这一命运中转站，搭乘的是一趟上升的车。同是国民重庆关的职员，有的被共产逮捕镇，有的被送去劳改，有的被遣散，有的只是暂时留用或留而不用，但也有一小部分不仅被共产的人民海关留用，而且还相当信任地加以重用，他父亲即属于其中之一——当时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他父亲被召唤入京到总署工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父亲早在1945年以后就不仅同重庆关里的地下员过从甚密，心照不宣地为他们打了不少掩护，更在1949年的变局中与地下密切合作，为保存和移重庆海关的财产——特别是大批查缉走私的掳获物，其中许多是新政权急需的无法从他处得到的物品——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关是一种专业很强而行业外的人又很难一下子悉掌握的职能部门，人民海关必须团结依靠一批旧海关的有专业职能的人员，方能迅捷地开展工作。重庆关地下的一位负责人，他叫他方伯伯，还有方伯伯的太太他叫方伯母——也是一位地下员——他们对他父亲的推荐，起了最直接的作用。方伯伯方伯母一家比他家更早地北上了，他们到北京将担任相当高的领导职务。方伯伯方伯母原来一个西装革履，一个旗袍高跟鞋，俨然一副国民高级职员的做派，到他家来麻将时一个捏着玉石烟嘴美国香烟，一个摇着檀香扇晃着金耳坠“蒋先生”、“蒋太太”、“小少爷”的称呼不绝于耳，但重庆一解放，他们便立即成为了共产接收重庆关小组中的重要成员，一个一身灰布中山装，一个一身蓝布列宁装，再到他家来时“蒋同志”、“蒋大嫂”、“小同志”的称呼叫得既亲热又清脆…他后来懂得前一种面貌全是为了作掩护，方伯伯方伯母到重庆关以前原是在延安的校里学习过的…

他家到了北京住进了隆福寺后面的那条胡同里的海关宿舍大院，他家的具体位置在大院里一个有月门的小偏院中，院心有一株高大的合树，树冠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到了夏天开出树金丝绒般的合花又叫马樱花(更严格的写法应是“马缨花”即花形花犹如马身上的缰绳鞍辔所装饰的红缨子)，没风的时候那花香会浓酽得有些闷人，风过时树枝桠晃动，花香被风吹拂得浓淡相宜，人鼻中令人心旷神怡…

现在回想起来，他总觉得父亲那时候尽管很认真地为新政权工作，并且极愿意顺时代而进步，但似乎一直没能找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扮演的角。

据二哥后来跟他讲，二哥他们小的时候，家里住的海关宿舍是非常神气的，是那种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客厅中甚至有壁炉，并且一到冬天是真的启用那壁炉来取暖的，西式沙发一类家具不消说很齐全，父母卧上的蚊帐，不是中式的四竹竿撑起的方形帐，而是从天花板吊下的双层帐，并且那钟形的帐顶有着许多西洋海草式花纹和缨穗，总之十分讲究，甚而可以说相当豪华…但解放后到了北京住进那新海关宿舍，父亲却买的全是旧货店里的最劣的家具，没有购置沙发，甚至没有购置带大穿衣镜的衣柜，因为他说过:“看看对门甘木匠，人家搭着铺板睡，支起炕桌坐小板凳吃饭，不是一样过得很好？我们不要太离劳动人民！”如果父亲真把这准则实行到底，倒也罢了，但起码直到“三反”

“五反”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之前，他却总还是经常地穿着西装，他自然也置备了中山装，也穿，但终于有一天在母亲劝说他不要总穿西装时，他口而出地说:“穿惯了！还是穿惯了的衣服穿着才舒服啊！”他在穿衣上就不怕离甘木匠那样的劳动人民了——实际上甘木匠那时候就仿佛连一身新的干部服也不曾穿出过，他的记忆里，甘木匠总穿着中式的对襟褂子，要么天稍转热便穿中式的褡裢背心。他记得父亲还很吃西餐，那时候东安市场里至少有三家西餐馆还在营业，一家叫“和平”一家叫“吉士林”一家叫“和风”父亲带他和阿姐小哥去吃过，更多的时候是父亲自己去吃，后来据母亲透，父亲那几年工资的三分之一，全用在他个人去那三家西餐馆吃西餐上——常常是中午他不在单位食堂里吃，或下午下班后不回家吃，自己溜达着去西餐馆吃，反正当时他工作的单位离东安市场很近。他记得当年父亲回到家，常戴一顶西洋式睡帽、穿着西洋式巾睡衣(都是解放前置的，都已有破损处)，倚在铺的枕头垛上很自觉地阅读刚出版的《泽东选集》，并手持一红蓝铅笔，用那红的一头在上面不时划出一些红杠杠，注出一些诸如“！”、“！”、“！”一类的符号，还有一回跳下来，找出笔，蘸着浓墨写下了“头重脚轻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子，写完不待墨干便用图钉钉到头的墙上，钉完还喃喃念诵、频频点头…但有一回他偶然翻动父亲枕头，却又从枕头下发现了几册陈旧的线装书，书名叫《儿女英雄传》。他正躲在屋角偷翻那书，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便将书收回，并对他说:“小孩子不能看这个书！”他问:“爸爸为什么能看？”母亲便唠叨说:“他也是星期天才看上一篇两篇，其实他也不该看，这个书很没意思…他从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的，他说不贵，我看是白糟蹋钱！”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越发地觉得父亲是没找准角。

同院里有一位钟先生，也是旧海关的留用人员，不过不是从重庆关而是从上海关调到北京的，当时他不懂得，如今回想起来，那钟先生跟自己父亲的不同便是找准了角，并且极其认真地进行扮演。钟先生一解放就绝对不再穿西装，甚至于也绝对不再穿皮鞋，更不像他父亲那样还去西餐馆吃西餐，还到旧书摊买旧书，钟先生在院子里出现时总是一脸严肃，并且经常地给院子里的人当面给予赞扬或批评。比如他就记得有一回钟先生不知道为什么事来了他们那个月门里的小偏院一趟，大概是找他父亲谈论一桩什么公事，当父亲将钟先生送出屋，并且甘木匠一家也恰好在合树下围着炕桌吃饭时，钟先生便用一种非常和气的音调说:“刚才我进你们这个月门以后，无意中观察了你们两家的土筐…”土筐就是垃圾箱的意思，当时那宿舍大院各家有各家的垃圾箱，是单位里统一发的，并且一律是甘木匠的作品——形状是一种长方的上阔下窄的深斗，两侧有可供提起的木耳朵，为不致混，各家的垃圾箱一侧都有用墨笔写下的一个姓氏，所以钟先生得以将他家和甘家的土筐严格地区别开来；钟先生指着那并排放在月门一侧的两个垃圾箱，先面对他父亲提出意见:“你看，你们这里头倒得有那么多的鱼骨头，上面还剩着好多鱼啊，太费啦！想想志愿军还在朝鲜前线血汗，一把炒面一把雪…不好意思啊！蒋同志你不要见怪，我既然自觉地用共产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就不能不积极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你对我也这样严格要求，我们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嘛！

…

”说完又转身朝着正在吃窝头的甘木匠说:“甘木匠，您真是劳动人民的本，优秀的品质值得我好好学习啊！看，您家的土筐里扔进的全是地道的废物，我注意到了，连带一星黑颜的煤渣都没有…看，您一手拿着窝头往嘴里送，另一只手就张开着在下面接那掉下的渣儿…我们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的差距，在这些个很小的地方也暴无遗啊！不好好改造思想怎么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