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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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赫煊当即答应道：“这种事我当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论文章，定然按时保质地送到。”

“如此，谢过了，”胡适高兴地说，“有明诚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够取得良好效果。”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他的观点非常理且正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却迟迟不肯跟本涉。

当时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按照本内阁的要求，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及早跟本人涉。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既不敢对宣战，也不敢跟本谈判，白白费了大好的外时机。

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和本达成外协议，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即便本内阁反悔，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会导致本的国际外状况更加险恶。

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

前些子，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后来经过仔细考虑，又决定不延期。胡适认为，“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本的无行径。

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本翻不了天，顶多也就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不过会议期间，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

对于张学良，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神……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周赫煊送走胡适，摊开纸笔开始烟思考，良久动笔写下标题——本政治的二元属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菊与刀》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本，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

既然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深入剖析本各国的情况。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几年下来，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

第450章【文章】东北腥风血雨，关内争斗不休，奉化乡下却犹如世外桃源。

下野回老家的蒋介石，似乎完全不理会国际国内的纷争，整天游山玩水过得好不快活。他在1月1号的记里写道：下午与及大伟往奉化城北游行，天朗气清，颇得一时之乐。又在1月2号的记里写道：上午祭慈神后与等往游妙高台、雪窦寺。下午下山游仰止桥中山亭观瀑……

只在1月上旬，蒋介石就外出游弋了五次，期间总结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全部都记录到记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跟外界彻底隔离，他甚至把部分侍从室搬到了溪口老家。

侍从室，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再过几年，蒋介石的侍从室就能让人闻风变。

蒋介石此人嗜权如命，大小权利都要一把抓，遇事喜独断专行，谁来劝都没用。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用陈布雷的原话来讲：（蒋介石）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都要亲自处理。

这种如同皇帝的独裁统治，就需要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谋划，为他控制人事和收集情报，还要为他提供安全警卫保障，于是“蒋介石侍从室”诞生了。

“蒋介石侍从室”是一个畸形怪物，从3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太上皇。有点像雍正的军机处，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谕旨的形式对各部门和各地官员发布命令。

清晨，农家小院。

蒋介石正在陪大病初愈的宋美龄散步，侍从副官李大伟默默跟随，周围还站着一些负责安全的侍卫。

在院子里走了几圈，蒋介石坐在石凳上，说道：“今天有什么消息？”李大伟立刻拿出一封电报函：“苏联再次提出，希望能够用大公子换回牛兰。”

“大公子”就是蒋介石的儿子尼古拉同志，如今在莫斯科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老师。而“牛兰”本名雅各布·鲁德尼克，则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站的创立者，前不久刚被国抓捕关押。

苏联用蒋介石的儿子换回共产国际中国总联络人，这对双方来说都似乎是划算的买卖。

蒋介石拿着电报看了片刻，吩咐道：“不予理会。”

“是。”李大伟立即记录“圣谕”。

蒋介石想起那个不省心的儿子，心中颇为慨，闭眼道：“继续说。”李大伟又拿出一份文件：“南京政府那边，第五次发电邀请总座回宁主持大局。”

“不急，慢慢来，时机还未到。”蒋介石说。

李大伟又拿出一份电报说：“东北密电，溥仪已经选出了新的皇后人选，很可能下个月就登基称帝。土肥原贤二已经担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黑龙江的马占山，有投降寇的倾向。”蒋介石眼睛猛地睁开：“致电张汉卿，让他稳住马占山。马占山是东北抗的旗帜，这面旗帜倒不得。”李大伟陆陆续续又汇报了一些消息，最后拿出一叠报纸和杂志，供蒋介石独自阅览。

蒋介石随手翻找，出《独立评论》说：“这是什么杂志？以前都没见过。”李大伟解释道：“这是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新创的杂志，昨天从上海送来的，听说颇受政界和知识分子青睐。”

“咦，居然有周明诚的文章！”蒋介石迅速浏览目录，翻到周赫煊的文章那页。

只见文章写道——“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均是其国家、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与所处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政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对此的一个典型解释案例……古代的本政治，长期处于权力与权威分离的二元状态，但又与现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本古代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在天皇朝廷与摄政、院政二元对立共存，后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神权威与幕府的二元对立共存。明治维新后，本政治由古代单一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发展为多重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的神权威，与下级武士改革派控的政治权力二元共存，中期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元老权力的二元共存，现在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军部权力的二元对立共存……”

“本内阁的行政权，与军部的由‘统帅权独立’宪法原则形成的军令权并立存在。军部的军令权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与内阁的行政权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军部的优势存在，不仅在于军部拥有直接和天皇对话的权力，同时‘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和军部对陆海军大臣的推荐权，更形成了军部对内阁的强势地位。本内阁在与军部的斗争中，还要受到枢密院的掣肘，因此显得更加弱势。”

“政令与军令分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是立宪天皇制的最大隐患。从本上讲，军令也是政令的一部分，正常的国家应该实现军政统一。”

“在本的立宪天皇制下，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显权力’，以及宪法没有规定的‘隐权力’，实际上也处于二元对立中。首相元老推荐制、重臣会议和内阁陆海军大臣军部推荐制超然存在，明治宪法虽然形成了多元权力系统和横向、纵向的复合制衡机制，但实际运作中往往制而不衡。”

“以上这些，都酿成了九一八事变后，本军部对本内阁的全面倒胜利。因此，中国想要利用内阁扼制关东军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也是完全不可取的！本内阁就是一尊泥菩萨，他自保都难，又如何能帮助中国？”蒋介石把这些内容读完，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对本政治权力体系有了高屋建瓴的认识。

周赫煊在讲完本的二元政治后，又用台湾和朝鲜做例子，分析本人在东北可能实行的化统治。他呼吁，除了在战场上要抗，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要抗。如果东北短期内无法收回，那就要做好长远打算，不能让东北的下一代成为脑子本思想的“归化民”。

周赫煊在文章里的原话，是这样对沦陷区的东北同胞说的：“抗不一定要提杀鬼子，每一位父亲，每一位母亲，应该告诉你们的孩子，他是中国人！每一位知识分子，你们在寇铁蹄下艰难生活，不一定要与寇刺刀见红，但应该时时刻刻不忘传播中华文化和思想！这也是抗，文化战线上的抗！寇能占领我们的领土，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神，只要心是中国心，那么东北始终是中国人的东北。”蒋介石再翻阅其他人的文章，比较之后说：“还是周明诚看得明白，既知本事，也知中国事。他清楚东北一时难以收回，已经在做长远打算了，不像其他人整天闹着中央抗。此人实为国之干才，可惜不能为我所用。”李大伟提醒道：“总座，周明诚好像跟张汉卿闹翻了。”

“闹翻了也不能用，看他写的文章，这个人路线有些偏左。《大国崛起》我也看过，他对苏联的发展非常看好，可别是个隐藏的赤。”蒋介石连连摇头道。

李大伟说：“那倒不至于吧。”蒋介石想了想，说道：“等我这次复出，再把他招来详细聊聊。”第451章【闲谈】北平，太太家的客厅。

丁文江举着本《独立评论》，拍手赞道：“周先生这句话说得好！寇能占领我们的领土，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神，只要心是中国心，那么东北始终是中国人的东北！”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叹息说：“话讲得虽好，却不能改变东北沦陷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