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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的绝大多数官员,是不能享受配备“公车”(官马)待遇的。若不想辛苦走路上下班,只能要么租马,要么自掏包买匹“私家马”。

再分享一则趣闻。

宋仁宗时,开封府军巡院有个叫孙良孺的法官,出门公干都是坐“出租马”。有一次,他押死囚赴刑场处决,开封的法院居然也没有调派“公车”给他用,还是叫了“出租马”。马夫问:“官人准备去哪儿?”孙良孺说:“到刑场。”马夫又问:“那还回来吗?”听到的人忍不住哄堂大笑。

2.关于公车:宋代宰执级别的高官,才配备有专用的官马(武臣另当别论,中高层武臣均配官马三匹以上),相当于“专车”;还配给控马的马夫,相当于专职的“司机”;工资清单上还有“马刍粟”一项,相当于“燃油补贴”。

不过,宰相一旦退休,即取消“公车待遇”,比如名相富弼、王安石致仕后,都是自己买了头小驴骑。富弼有一次“跨驴出郊”,遇上一个小官“水南巡检”,巡检的马前卒吆喝着要富弼下驴让道。富弼也不计较,默默鞭驴走开。

宰相机构(三省)的公务员(胥吏),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因为公务繁忙,工作质重要,也可以乘坐“公务用车”。

不过文臣自六品官以上,均发给“公务用车补贴”,宋人叫作“马刍粟”。依宋制,“给马刍粟者,自二十匹至一匹,凡七等”,即“公务用车补贴”分为七个档次,最高补贴二十匹马的用料,最低补贴一匹马的用料。

3.“走马头子”和“驿券”凭“走马头子”可以调用驿站与递铺的官马;凭“驿券”则可在各地驿站免费食宿。

据制度,官员若“差出勾当公事”,即因公出差,比如被委派到外地鞫治狱案、抚恤灾民、巡视地方,或者入朝奏事等,可以向枢密院、户部或地方的转运司申请一份“走马头子”和一份“驿券”但宋朝政府对递铺官马与驿站食宿的管理甚严,只有紧急公务或急程赴任,才可以动用乘驿,如宋真宗时的一项立法规定:“今后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马,余不得更乞支借。如违犯并勘罪严断。”如果只是走马上任这种小事,是不可能得到动用官马的许可的。

第八十七章送走赴任的几人后,院落一下变得空的,让习惯了人声的陆辞难免到几分寥落。

怎么友人已然领任出发了,而他的差遣,却至今都还没下来呢?

若认为他年纪太轻,有意让他守选,游学太学,那最初本就不会多此一举地授予阶官了。

陆辞越是琢磨,就越觉得此事颇为古怪。

他斟酌之下,决定再耐心等上两个月。

到时候若还是没有任命,就再去吏部问问情况吧。

眼前的当务之急,还是先攒些钱来。……身为三元及第的新科状元的陆辞,在繁华似锦的汴京逗留的这几个月里,既雇了不少下仆,又游山玩水,四处海吃海喝,加上一笔笔谢恩银地出去,送友人赴任时还购置了良马相赠……这一项项地只进不出,花钱如水地下去,原来称得上丰厚的余财,终于不多了。李夫子来探望他时,倒是顺道带来了他留在密州的一些生意的分红,以及陆母所经营铺席时攒下的积蓄,叫他手头重归宽裕。

但一想到要在京中长期定居,除却衣食住行外,还有去外享用美食、雇用下人等固定花费……

仅是略一算,便唤起陆辞久违的危机来了。

毕竟当官的俸禄,怕是三年五载里都指望不上的了:从八品的月俸才二十贯不到,因他目前并无差遣在身,连这点钱都领不了。

而进项远在密州,多寡不定,且一有紧急事态,便解不了近渴。

况且一昧吃老本的话,总有坐吃山空的风险——两地的消费水平不同大有不同,即便他只想维持目前的生活品质,而不更进一步,长久下去,也早晚会供不动的。

刚来宋朝时,也跟陆母过了一段穷子的陆辞,当机立断地决定,与其节,不如开源。

横竖差遣还没下来,刚好趁这段时间,设法在汴京里也折腾些进项。

越是繁华的城市,就越是遍地商机。

虽然人生地不,但陆辞也不曾发愁,自己会寻不到生财之机。

在他眼里,唯一称得上阻碍的,还是这三元头衔目前在京中的热度还没过去,但凡出个门都要惹来不少人围观。

这么一来,寻常的小生意,怕是做不了的。

不过诸如指导其他人造皂团子、还费心思安排人卖皂团子的活,陆辞也真不打算做了。

不但施行起来费事,技术含量较低,利润相对微薄,传出去还不甚体面。

倘若以后被御史台翻出来说事,弹劾一个与民争利,那可麻烦不小。

陆辞一边思索着,一边进了屋,漫不经心地翻动了几下被下仆心整理摆放过的那些书册后,忽地眼前一亮。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何必专程东奔西跑,劳心劳力,眼前这不就有现成的摆着么?

士人不论是教书卖书,皆被视为遵守儒者本业,最为体面的谋生手段。

也不愁没有市场——托朝廷重文抑武,取士不问出身,又极大地放宽了参考条件的福,士人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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